虚构与真实，抵达文本与存在的意义。

　　有必要再稍微深入一点，谈谈真实与虚构，真理与存在，因为这些，正是我们的语文课一直缺失却不该缺失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比历史更真实。这句话对受实证主义认识论毒害的人来说，是永远不可能领会其意义的。而正是这种认识，带来了西方数千年来包括历史学本身在内的诸多学科的繁荣。在伽达默尔看来，艺术的正当性，正是它揭示了存在(这里所说的存在或者真理，指的都是生存的可能性)。如果这样觉得太玄乎，我们不妨拿《鹬蚌相争》这个文本最初的形式来进行讨论：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战国策》)

　　用我们刚才用过的术语来说，“赵将伐燕而终于未伐”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我们也可以看来，与所有的历史文本一样，它同样也是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家的“人造物”)，而“鹬蚌相争”是一个“虚构的寓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寓言文本并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仿，它的产生与第一次被阅读都是对生活的创造，它通过创造一种更有意义的历史可能性——避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实现了它的意义。说简单一点，也就是苏代与赵惠王通过对寓言故事的创作与理解，改变了他们的存在意义，而这，也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浅层次上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阅读，是生存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只是分段，分析结构，归纳归纳寓意这样一些技术。——我们理解寓言和其他文本也许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来抵达意义，但是这些技术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且在许多时候，这些僵化的技术反而妨碍了我们去创造性地理解意义。当然，在许多专门学习某一类技术动作的课上(比如音乐课上的听力练习)，这时候，技术本身也是我们学习的临时性目的(这样的语文文本相当于王荣生博士所说的“样本”)，这又另作别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观照，周老师课堂实录上所用的几招都没有完成“抵达意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