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展示在做到纪录(2)

　　然而，这种知识观事实上否认了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的物化。当“科学的”“客观的”已经成了“正确的”“

　　好的”的代名词时，一些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会为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由是，人们有些盲目地追求客观、量化的方法，而不去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多么活生生和复杂。

　　实际上，“客观性是一个主体的错误观点：即观察可以在没有他自己的情况下发生”。换言之，观察和记录的过程，必须有主体参与，因此从来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中立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而且应该承认，记录总是带有观察者主观的感觉、意愿和价值观念，这不应该被看作是负面的，而应该被看作是正面的。

　　诠释学视角中的“纪录”

　　正如胡塞尔所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惟一真实的世界，我们为生活世界量体裁剪了一件理念的衣服，即所谓的客观的科学真理的衣服。而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了真正的存有，忘记了它是被设计出来的。这件理念的衣服掩盖了生活世界本来的意义。”

　　从教育学史来看，17世纪以后教育学就因为强调“客观”“普遍”和“中立”，而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在研究方法论上，从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规定性的模式，向现象学的和描述—解释性的模式转移。这种转型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哲学意蕴，体现着科学与人文如藤缠树的纠缠与争斗，更体现着深沉的人文关怀。

　　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福利特纳借鉴迦达默尔的诠释学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诠释学教育学命题：(1)历史和文本的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出现在作品与解释者的对话之中；(2)作品的意义依赖于解释者的理解而存在；(3)任何文化课程的文本的意义因时代的沿革和理解者的不同而改变。福利特纳认为，理解是社会文化与个体人格的整合；教育即意义的生成。”在诠释学视野中，“纪录”是一种方法，是促进教与学的方法、评价的方法以及研究的方法。“纪录”为了使人能作解释性理解，为的是提出新的问题，“纪录”关注的是过程，是意义，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程中产生的。“纪录”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关于所发生事情的陈述。人们所“纪录”的并不是儿童所说所作的直接呈现。教学者对他们所选择的，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才去做“纪录”。“纪录”表达了一种主体的选择，是在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人们采用的范畴，人们所作的描述，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作的解释，都在记录时进行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