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将伴我走向未来(4)

　　我心情抑郁，情绪低落，但还有些不服气儿，我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朋友，好心地写信劝我，在这个年头，只有疯子才梦想着当作家，还是现实点吧，趁着农闲，和大队、公社的干部搞好关系，早早地让人推荐出去，不论是读书、当工人、当教师，有个工作，有个归宿才是上策。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我学不来那一套，还是埋头写我的吧！躲进茅屋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可这回写什么呢？

　　在 5 年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时常听到一些老贫农告诉我：嗨，现在变多了，工作组喊开会，哨子吹几道，人也到不齐。清匪反霸那年头，工作队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简单单一句，可这句话是个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党的信赖，对工作的信任，对清匪反霸闹土改的热心，都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对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逐渐有了底儿。

　　在苗岭腹地修建湘黔铁路的日子里，我借住在一户苗族老乡家里。冬夜，苗家老人陪我在火塘边摆龙门阵。讲道，如今你们汉族老大哥成千上万人进到我们苗岭深山，帮我们修“铁龙”，汉苗之间亲如兄弟。解放前，可不同，没一个汉人敢走进我们这里来，一进来，莫想活着出去。历代反动统治者搞汉苗隔阂，造成的民族怨仇，在这句话里体现出来了，解放后的变化，也体现出来了。还有一次，一个苗族汉子告诉我，清匪反霸时，一个解放军飞行小组的战士，负伤后被土匪追赶，幸亏当地苗家出头保护了他，让他躲进山洞，给他送吃的、喝的，还给他采草药，才把他救了。

　　从铁路工地回到山寨上，我在一次田头歇憩时，又听一位社员说，隔邻有个公社的供销社主任，当年还是个少年，为送信，被土匪围在一所寺庙里，亏得他是木匠家的孩子，会脱榫头，趁着天黑脱落了寺庙的后壁，钻进树林脱了险。

　　在我刚插队第二年的夏天，县里面下令，全县出动围捕逃跑的罪犯，每个山洞都要搜，我也随着民兵，钻进了山洞，这使我对贵州山区溶岩形成的喀斯特地形，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知识，知道了这些洞中奇妙无比，洞中套洞，别有一番天地。

　　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体验，在农闲时节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全部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构思。我七拼八凑地买了几本练习簿，找了几张白纸裁开，把同学、朋友的来信也利用上——在反面写。在山寨外的一所破庙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想好了的构思写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的草稿。

　　两年以后，在上海改稿的日子里，我把它誊抄在稿纸上，送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