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幼教考察之反思(2)

　　比如，儿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外出活动(其间教师需征求家长的意见)，结果是几乎每一个班里都有一部分儿童外出了，另一部分儿童仍留在班级，而外出活动的儿童又必然是大小混龄的。国内的幼儿园老师们或许受绝大多数儿童对于外出活动时兴奋表现的影响，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先了解一下，班上是否有不愿意随集体外出的孩子。

　　又如，混龄班教室里，大孩子可随意把尚在婴儿车里坐着的不会走路的孩子“抱”出来（确切地说是“拖”出来)放到一旁的地上，然后几

　　个大点的孩子一起逗婴儿，婴儿似乎很乐意，没有一丝反抗。我不能确定当班教师是否看到了这一情况，因为我所看到的惟一的教师正在与另外的孩子交谈，我只觉得假如下结论说这种事件对儿童发展是有利的或是有弊的未免过于简单。但对于国外多子女家庭较多，幼儿园却重视混龄班的开设，而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幼儿园却很少混龄班这一反差现象，笔者想到这样一个可能的原因，即混龄班的开设普遍与否与班级规模大小及教学结构化程度的高低，是否有着本质的联系呢?因为即使在巴伐利亚的这一0—6岁混龄儿童的班级里，平时对于有专门教育内容的教学活动也是分年龄段进行的，而国内外幼儿园就班级规模而言其差异是客观而明显的，国内幼儿园在促进混龄儿童的交往方面(虽然这一点对儿童的发展十分有益)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再如，当我们一行在园内宽敞的过道里边走边看边听园长介绍时，有一男一女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自始至终(至少长达20分钟)伴随着自己发出的高分贝的笑声自由嬉戏，将大型积木搭了拆、拆了搭，搭起来笑得开心、拆掉了笑得响亮，相互追逐笑得动人。他们被所有成人注意到，但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一位老师对这两个孩子有任何干预，哪怕是一点点提醒(比如，“请你们声音小一点”)。对于这两个孩子拥有的自由和快乐，我在十分羡慕的同时也有点困惑。

　　然而，儿童自由度的增大，有时意味着教师对儿童的放任甚至放弃。在巴伐利亚桑特·马厅街幼儿园，笔者注意到一女孩见到参观的我们，便十分胆怯地躲到教师里搭建的“二楼”小房子里，并一直用疑惑且恐瞑的目光打量着来者。当笔者远远地向她招手表示友好时，她却干脆背过身去。由于该班教师十分热情地向我们展示蒙太梭利教具，所以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逗留在该教室，这也使得那位可怜的小女孩一直焦虑地在“二楼”守望着。在其后与园长及慕尼黑师范学院校长的谈话中，笔者特意问及此事并说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没有教师主动去关心并设法帮助这个孩子大方地与客人交往?”对方的回答简单而又坚决：“尊重孩子。”(意指孩子愿意躲就让其躲、愿意出来就随她自己出来。)笔者随之提了另一个问题：“这个小女孩又如何更快地获得人际交往方面的进步呢?”对方未置可否。联想起在德、意等好几个国家，无论是街道上还是幼儿园里，经常可见婴幼儿将奶嘴衔在嘴里，孩子的整个嘴巴往往被奶嘴压住，睡眠中、游戏中都不取下，家长和老师听之任之的现象(与国内家长和教师急于纠正儿童的心理卫生问题又形成强烈反差)，笔者当时意识到，教育理念及文化背景差异已使追寻上述问题的答案失去了意义，但对自己在《儿童的一百种语文》中曾经阅读过的也是十分敬佩的几段文字感到难以理解：“身为教师，什么是我应该做却没做到的?…‘教师是否让一个‘绝佳的时机’白白溜过，或者长时间‘放弃’孩子?”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