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在此灵魂的探险上更望前去，我们还可发见更深邃更神化的面目。如罗曼罗兰所说的：提起贝多芬，不能不提起上帝。（注意：此处所谓上帝系指十八世纪泛神论中的上帝）贝多芬的力不但要控制肉欲，控制感情，控制思想，控制作品，且竟与命运挑战，与上帝搏斗。“他可把神明视为平等，视为他生命中的伴侣，被他虐待的；视为磨难他的暴君，被他诅咒的；再不然把它认为他的自我之一部，或是一个冷酷的朋友，一个严厉的父亲……而且不论什么，只要敢和贝多芬对面，他就永不和它分离。一切都会消逝，他却永远在它面前。贝多芬向它哀诉，向它怨艾，向它威逼，向它追问。内心的独白永远是两个声音的。从他初期的作品起，（全集卷九之三的三重奏底Allegro；全集卷十八之四的四重奏底第一章，及《悲怆朔拿大》等。）我们就听见这些两重灵魂的对白，时而协和，时而争执，时而扭殴，时而拥抱……但其中之一总是主子的声音，决不会令你误会。”（以上引罗曼·罗兰语）倘没有这等持久不屈的“追逐魔鬼”，挝住上帝的毅力，他哪还能在“埃林耿希太脱遗嘱”之后再写《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哪还能战胜一切疾病中最致命的——耳聋？

　　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的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也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这是一种超生和创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在死亡包裹着一切的大沙漠中间，唯有自然的力才能给你一片水草！

　　一八零零年，十九世纪第一页。那时的艺术界，正如行动界一样，是属于强者而非属于微妙的机智的。谁敢保存他本来面目，谁敢威严地主张和命令，社会就跟着他走。个人的强项，只有吞噬一切之势；并且有甚于此是：个人还需要把自己溶化在大众里，溶化在宇宙里。所以罗曼·罗兰把贝多芬和上帝的关系写得如是壮烈，决不是故弄玄妙的文章，而是窥透了个人底深邃的意识。艺术家站在“无意识界”的最高峰上，他说出自己的胸怀，结果是唱出了大众的情绪。贝多芬不曾下功夫去认识的时代意识，时代意识就在他自己的思想里。拿破仑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幌子踏遍了欧洲，实在还是替整个时代的“无意识界”做了代言人。感觉早已普遍散布在人们心坎间，虽有传统、盲目的偶像崇拜，竭力高压也是徒然，艺术家迟早会来揭幕！《英雄交响乐》！即在一八零零年以前，少年贝多芬的作品，对于当时的青年音乐界，也已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诱人（莫希尔斯说他少年时在音乐院里私下问同学借抄贝多芬的《悲怆朔拿大》，因为教师是绝对禁止“这种狂妄的作品”的）。然而《第三交响乐》是第一声宏亮的信号。力解放了个人，个人解放了大众，——自然，这途程还长得很，有待于我们，或以后几代的努力，——但力的化身已经出现过，悲壮的例子写定在历史上，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或争辩，而是如何继续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