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十三章 敌人在磨刀

　　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主持受降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受降，其中包括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 19个独立警备队和6个海军陆战队。蒋介石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北古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24个重要城镇，赶紧把全国分为15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9月9日，亲日派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来到南京同冈村宁次举行“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密谈，何应钦竟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大战犯冈村宁次即感激涕零。不久，他便邀何应钦进行第二次密谈。何应钦秉道：“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后，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卢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

　　密谈结束后，何应钦拿出甜酒款待冈村宁次，并频频举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

　　汤恩伯在1年前失守河南，被蒋介石撤职，现在奉蒋介石之命来接收上海。他在上海华懋公寓接见战犯、原日本第十三军团大将司令官松井，开口便说：

　　“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到这里来谈谈。”

　　坐在汤恩伯身旁的美国顾问立刻警告汤恩伯说：“汤将军，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才不得不改用命令的口吻发话，但腔调十分滑稽。

　　事后，汤恩伯又单独同松井会见，居然用抱歉的口气说：

　　“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日本军队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伪政府的部长、市长、局长官员们一变成为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正副司令、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等等。群众说：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新贵，威风不减当年。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人们送给他们三句话：“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五子登科”，即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有；“有条有理”，即那些汉奸、日寇、恶霸等坏人，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无论罪恶多大，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小汉奸出法币30万元，大汉奸出黄金万两，都可免罪；“无法无天”，接收大员到后，任何事都要钱，如果没有法币，没有金条，那就无法无天，没法活了。

　　国民党将领争相抢购接收大员“肥缺”，汤恩伯当了上海接受大员，顾祝同大为失望，气得吹须瞪眼，更有人向蒋介石告汤恩伯的状，但蒋介石岂肯改变自己的主意。

　　蒋介石向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躬身问安，并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即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蒋介石又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要冈村为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人民出谋献策。阎锡山也将山西侵华日军万余人，组成反共别动队，让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屠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要求严惩汉奸。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公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共产党开足宣传舆论工具的马力，指出国民党当局对汉奸纵容和袒护的倒行逆施行为，大大破坏了我国立国的纪纲，斫伤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丧失了作为五强之一的国家体统。并表示，绝不能让汉奸们超脱于法网之外。

　　国民参政会常务会也通过了《请政府严惩汉奸，本忠奸不两立之训，贯彻到底，以伸正义，而维民族气节案》和《请政府迅速将惩治汉奸法规切实执行案》。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强烈要求，不得不从1945年9月26日起，在各地相继开始逮捕汉奸。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伪政府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与重庆有勾搭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为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伯生、丁默邨、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江亢虎等。

　　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1日连续发出6道命令：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所部，即日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命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向北行动；命令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解放军，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敌伪军，并准备接受太原的敌伪军投降；命令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的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命令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部向朝鲜进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命令各抗日根据地所有部队在进入敌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残留的敌探奸细进行破坏活动。

　　中共中央还做出《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提出在目前阶段我党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中央要求各地应将部队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成正规师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

　　“日本解放联盟”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发出通电说：“现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本士兵们应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即带着武装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

　　朝鲜独立同盟总盟亦发出通电，要求所有敌军的朝鲜士兵，不管长官有何命令，应立即携带武器，向附近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本同盟将保证其安全。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毛泽东面对蒋、日、伪三方合流，中国面临内战危机情况下，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是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对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

　　毛泽东说：“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以自卫战争，粉碎他的进攻。对于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决不上当受骗。”

　　中国人民军接到中央和总部向敌人进军的命令后，闻风而动，奋勇前进，冀热辽人民军队沿着北宁路，向东北进军，与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武装联合协同作战，解放了东北。晋察冀人民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着北平、天津、保定。晋绥人民军解放了绥远、山西西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人民军解放了山东100个县。华中人民军向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陇海东段反攻。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向广九、潮汕等地进军。从8月11日到 10月10日的两个月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收复国土31．5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万余人，收复城市190座，毙伤敌伪军23万多人。

　　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6项紧急措施：

　　（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以昭公允。

　　（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5）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6）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立即表示坚决支持。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10项主张，要求实行普选，以明令重申保证人民一切基本自由，废止一切防碍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包括特务，劳动营，以及束缚言论出版的检查条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思想犯，惟贪污分子和汉奸不在释放之例！要求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等等。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以及成都文化界248名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昆明各界628名知名人士等等，都纷纷分别发表《对时局严重献言》、《对时局宣言》、《告国人书》、《呼吁书》和“通电”，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

　　慑于全国舆论，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去“万急”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丞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月14日

　　毛泽东知蒋介石演戏，于是朱德总司令根据毛泽东计策，于8月16日给蒋介石发了一电，对蒋介石不准十八集团军受降的命令，提出抗议，尔后毛泽东复蒋介石一电：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8月16日

　　蒋介石复电毛泽东，一面狡辩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问题，一面督促毛泽东赴重庆：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天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8月20日

　　此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毛泽东看出蒋介石的阴谋，但他若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宣布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去谈判，蒋介石决无诚意，只是借此时机，加紧运兵，部署大规模内战，并在谈判时诱逼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在延安的枣园的梨树林中，晃动着毛泽东安详踱步的身影。毛泽东的办公室的灯光通夜亮着。

　　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若谈不成和平，也可在谈判中揭露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以此教育广大人民，进一步孤立国民党。中共中央考虑研究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于是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中，得读先生复电，兹有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8月22日延安

　　蒋介石见毛泽东电，以为毛泽东果然不敢来重庆，忙又致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8月23日

　　蒋介石发了此电，便对他的心腹们说：“毛泽东不会前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则利用谈判拖延日子，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好戏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说：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应该去。如果我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希望我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毛泽东遂复电道：

　　特急，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赶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赴谕。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24日

　　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党的谈判方针，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如果国民党胆敢发动内战，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

　　蒋介石弄假成真，慌了手脚，但又不得不派张治中陪赫尔利乘飞机去延安。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由延安飞往重庆。

　　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的人群人山人海。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著名爱国文人郭沫若、陶行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