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五章 大军进藏

2016-09-21  | 毛泽 中央人民政府 钧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和朱德: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又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进军西藏。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表示嘉勉: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但是40年代初之后由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西藏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占了上风。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要他们全体人员及眷属立即离开西藏,这即是所谓的“驱汉事件”。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于1950年7月,派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西藏,但格达活佛7月24日刚刚到达昌都,就遭到英国特务福特部署的阴谋阻挠,不能前往拉萨,并于8月22日被福特在饮食中下药毒死。死后全身发黑,皮肤手触即行脱落。

  同时,西藏反动分子扩军备战。组织应变机构,设立“外交局”,成立“藏军司令部”、“军饷收发局”,将藏军由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在阿里、黑河、昌都一带布防,企图与解放军对抗。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命令解放军向西藏进军。10月7日,解放军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向西藏进发。藏军在昌都进行顽抗,企图阻挠解放军前进。解放军向昌都发动猛攻。至10月19日,昌都战役结束,歼灭西藏军6个代本的全部。3个代本的一部,争取1个代本起义,共歼敌5700余人,解放了昌都。

  11月1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向西藏进军。以大札为首的西藏反动分子眼看解放军就要挥师入藏,便挟持14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企图把达赖带到国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卷土重来。

  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于11月10日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解放军入藏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样供职。

  以大札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活动,引起西藏三大寺和一些官员的反对。1951年2月,大札摄政下台,由14世达赖“亲政”。达赖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前往北京谈判。

  阿沛一行在北京同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进行谈判,所有重要问题都获得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签字仪式。17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出西藏,实现祖国大家庭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藏军逐步改编为解放军;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实现西藏内部团结,主要是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发展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

  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靠我们努力。”

  7月16日,中共代表张经武在亚东会晤了达赖,并交给他毛泽东的亲笔信。8月17日,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

  9月,西藏召开僧侣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和平解放协议。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决议。10月26日,解放军在张国华、谭冠三将军率领下,进抵拉萨。随后,解放军进驻黑河、日喀则、江孜、隆子、亚东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上喜马拉雅山之巅。至此,中国大陆领土全部解放。

  西藏解放后,中央政府大力帮助西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修通了西藏全境主要地区间的公路;在各地开办公费医院,为藏民免费治病;设立学校,让藏民子弟入学;开办工厂、农场和牧场,发展西藏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举办低利贷款,扶助西藏贫苦人民发展生产;设立国营产业机构,高价收购西藏土特产,廉价供应西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措施,得到西藏广大民众热烈拥护,西藏的落后面貌迅速改变。

  从1950年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逐步展开。在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新区土地改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把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均不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者均保留不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土地改革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分批分期进行,一般在冬春农闲时进行;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说:“现在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6.9%。

  但是,国民党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大批恶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武装进行破坏活动。仅贵州遵义地区,共产党就破获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后方救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反共保产动员会”、“平黔军”、“游击纵队”等几十种,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人一般拥有武装,盘据和流窜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方。

  从1950年至1951年5月,仅广西一地,土匪特务组织暴动达52次,袭击区、乡政府247次,围攻县城52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 3703人。1951年6月,贵州仁怀县,除县城及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全部为土匪所占,26个原国民党政权的乡镇长,有22个叛乱为匪。

  在1950年春到1950年秋,全国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1950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

  1951年上半年,国民党土匪、特务在湖南零陵、广西恭城、湖北汉口等地纵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使数万人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广西在匪患严重时期,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农民不能耕种,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经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除此而外,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恐吓农民,破坏土改,腐蚀收买干部,刺探收集情报等。一向比较平静的东北地区,从1950年7月12日至8月11日,一个月内,铁路上共发生大小政治事故154起。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也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事件,他们威胁农民退回土改中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房屋。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和镇压。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先后剿灭土匪数十万人,搜捕特务分子1397人,缴获电台175部,破获国际间谍7起。

  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干部滋长和存在一种和平、轻敌的麻痹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天下已经太平,有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对反革命分子一味宽大,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了镇压不够,该杀的未杀,该捕的未捕,重罪轻判,久押不问,甚至对捕获的匪特“4捉4放”、“8擒8纵”,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一些坏蛋今日释放明日做案,此处释放彼处做案;有的地方土匪越剿越多;有的反革命分子把公安局叫“公安店”,把人民法院叫“司法旅馆”,甚至有的在监狱中公然叫嚷:“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

  人民群众批评政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民主人士批评政府“姑息养奸,遗害人民”,并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开始纠正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公安部召开了公安会议,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指示,规定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必须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即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秋,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年10—1951年2月)、镇压阶段(1951年2—5月)、清理积案阶段(1951年6—10月)、扫尾和建设阶段(1951年11月—1953年秋)。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50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50万人,另外还有150万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

  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陆上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焕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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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六章 经营“家天下”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五章 大军进藏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四章 残喘台湾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三章 海南岛战役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二章 山倒西南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一章 开国大典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四十章 进军华南
《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三十九章 鏖战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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