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113章 徐州的复辟会议

　　当北京城发生府院政潮和督军团要挟解散国会的时候，外间就传出清室复辟的谣言。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谣言，实际，复辟不是一种谣言。复辟的主角是张勋。张勋也不是不重视个人利益，正为了个人利益才进行复辟活动的。张勋以一个北洋系的外围而虎踞江南，袁世凯在日也让他三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民国成立了五六年，他和他的部队留着辫子，我行我素，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主见，他忠于清室，日望复辟，只能批评他头脑不清楚，他的决心还是有的。当北京城内发生府院纠纷，以及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他却在徐州捻须微笑，他策划清朝复辟的谣言煊腾一时，日本报纸也大字揭露，可是一般人都不重视，一般人有种妥协心理，大家认为袁世凯有那么大力量，一搞洪宪帝制就一败涂地，则谁还会傻到走袁的覆辙，再作尝试！

　　至于张勋呢？他曾仔细地研究袁失改的症结，他认为：袁称帝失败，是因为在北方失去冯国璋，在南方失去六荣廷，冯不肯支持帝制，六则反对帝制。如果袁当时得到冯国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会解体，袁也有足够的力量对西南用兵，以武力统一中国，完成帝业。如果六荣廷不在广西举兵反对帝制，蔡锷所率的护国军一定会被袁击败，反袁的力量将溃不成军。可惜当时袁智者千虑，竟有一失，对冯对六都存猜忌之心，使冯坐观成败，而六站起来反对，袁的帝业遂告失败。

　　张勋既然有此认识，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取得北冯南六的合作，天下事便无不可为了。他虽老粗，但他在徐州这一阶段，却极力交结文人，这些文人多数是遗老和复辟派，如前清翰林：江西人杨增荦和刘廷琛，广东人温毅夫，贵州人胡嗣瑗等。杨增荦和刘廷琛向张推荐京社党入潘博为张的机要秘书，潘博是康有为的高足，有此线索，康有为也和张有了往来。潘博算得上一个搞风搞雨的政客，他在张身边不久，知道张想拉拢冯国璋，便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此一任务，于是张便把潘推荐给冯，冯也延为记室，潘在冯面前不断称赞胡嗣瑗，冯被说动，聘胡为江苏军暑的秘书长。

　　民国5年春，六荣廷的儿子六裕勋被袁世凯毒死，冯派潘博到南宁吊丧，潘在六的面前捏造了一个冯的意见：“如果推戴项城为皇帝，反不如拥立清帝复辟。”接着潘就向六漫谈天下大势，认为如果徐州的张绍帅，南京的冯华帅和西南的六干帅联结起来主张一件大事，诸如复辟之类，一定不会不成功的。

　　六荣廷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他新遭丧子之痛，对袁伤心达于极点，但他根本不赞成复辟，只是他心中愿意各方都反袁，所以潘既然代表冯又代表张，只要冯、张反袁，随便怎样反法都是好的，所以他耐心聆听，却不作表示。

　　潘回到南京，又去徐州见张勋，他告诉张说：六荣廷赞成复辟。

　　6年3月，六荣廷从两广经徐州赴北京，张勋迎六于车站，两人是老朋友老同事，张坚邀六赴帅府欢聚，张在宴会中向六谈起“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以试探六的态度，六仍不置可否，而张却认为潘博的游说已经成功，六确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便公开赞成复辟而已。后来六荣廷入京后，曾往故宫谒见溥仪，外间且有六献女为妃的谣言，更使张勋相信已是同道人了。

　　南六既已“入彀”，还要努力于北冯。当督军团在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派潘到徐州来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问起冯的态度，潘博信口开河地说：“华帅是个胸无主见的人。不过善于谋己，如果大帅和北洋诸帅都主张复辟，华帅一人不会反对的。”潘的话正和张对冯的看法一致，张为了慎重起见，便写信给冯，把北方发生的政潮归咎于国民党，捏指那是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派的政治阴谋。末了他说：为了抵制西南，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必需另谋解决时局的方策。这是张对冯投石问路，借以窥探冯对复辟的态度。几天以后，冯有回信极力附和，且请张大力主持所谓的“对策”。冯表示自己愿追随其后。张接到冯这封信后，肯定地认为冯已不反对复辟了。

　　可是，这却是一桩错误公案，也可见民国初年军阀们的胡涂，原来冯回张这封信，冯根本未曾过目。甚至根本不知道，当潘博知道张勋写信给冯国璋，就立即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答复张一封信，不必给冯过目，复信要能使张满意。冯素来不大看公事，所以胡可以偷天换日。

　　这时，张还上了一个‘洋当”，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到中国来，鼓励中国对德参战，同时和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田中于5月14日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向张勋表示，中国局势非常混乱，日本政府对此非常关切，倘若这个局势是由于制度问题，而中国有力量人士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非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则日本政府也愿意予以善意而适当的援助。

　　张勋不肯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督军团的盟主，不愿充段的走卒，所以当督军团发出电报叙述他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张勋立即有号电（5月20日）表示： “议会不良，百政阻滞，改组更张，其何容缓？勋在去岁召集之初，固已早持另组之说。今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义正辞严，一秉大公，至所心折。惟惜发之较迟耳。预决进行，要在毅力。勋虽无似，愿为后盾。”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是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会玩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却未曾想到这个老粗却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狯的本质。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大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

　　5月23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侗、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2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托病回到保定，原来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分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四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生色了。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表了免段令。因此，倪嗣冲在会议上痛骂黎，主张推倒这个北洋派公敌的总统。事实上，这些剑拔弩张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拥段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北洋团体的利益，认为总统今天可以免段，明天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人开刀，有黎在位一天北洋派的统治力量就会受到破坏而难于保持下去。此时督军团除造反外别无主意，因此张勋乘机提出实行清室复辟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以前几次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早就暗示过，但因时机尚未成就，所以未提出具体步骤及何时实行。现在段已下台，张勋认为推翻总统后实行复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

　　段的代表徐树铮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张勋虽因段没有直接兵权而不予以重视，但段究竟是北洋派的一个领袖，因此想从徐的口中窥探段对复辟的态度。徐表示说，芝老（段）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徐是段手下的第一红人，他既有此表示，张勋就认为段也不会反对复辟了。

　　随后讨论到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暂时则不参加，并且伪装“调人”，从旁做好做歹地引诱黎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黎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实行复辟的决定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为信。

　　24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电黎云：

　　“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暗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人。

　　黎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误解，所以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信使不绝于途，但是在天津的徐则坚决不肯应命。黎又请北洋派的另外一块金字招牌王士珍组阁，5月25日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卖友（段）求荣”，说来说去，最后承认在新内阁中担任六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此时黎已经知道督军团又在徐州开会，但他对徐州会议不像以前那样深恶痛绝，反而存有一种幻想。期待张勋能够制止督军团进一步的破坏行为。

　　这时，督军团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巧电，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六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26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黎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是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服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于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瑢到北京，向黎作了同样声明。

　　黎的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使王士珍陷于难于应付的境地。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25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六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恰值代理国务总理五廷芳走过来，他就替五介绍，称五为老前辈，并率全体人员向五三鞠躬表示敬意。26 日，他发出宥电为李经羲捧场。

　　27日，黎发出感电说：

　　“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逐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则推荐仲轩（李经羲），自愿居六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27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483票中以338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28日，参议院又以166票对26票获得通过。国会匆匆通过李内阁，并不是喜欢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李经羲是袁称帝时的“嵩山四友”之一，国会对他本没有好感，只因为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为了结束真空，才加速通过。李在国会通过他的任命案后，即在北戴河小憩，一面打电报给张勋询问进止，他知道他所恃的王牌是张辫帅，张给他的复电是：“苍生霖雨，允符众望”八个字。张同时给总统府电报说：“中央困难情形，已分告各督，务以国家为重，乞勿念。”

　　28日，黎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因此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29日，蚌埠方面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次北洋各省宣布独立，和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人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

　　由于北方各省宣布独立，新任阁揆的李经羲只好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人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黎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久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坚决不肯来京。

　　另一方面，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却又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研究系完全倒向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以拆国会的台。段决定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六海军大元帅，一俟独立各省会师北京逐走黎后，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段已通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只等回电一到，就要袍笏登场。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排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徐世昌自己写了就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所以才没有交出去。

　　这期间徐树铮还在徐州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段尚不知道徐州会议的内容。当然，如果段的临时政府计划没有徐州会议这群军阀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段祺瑞想组织一个民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则想组织一个帝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绝没有替段抬轿子的意思，何况他在此一时期所处地位比段有利，段虽然名高位重，却和军队脱离日久，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又有黎元洪和国会与他作对。张勋这时是未变矫龙，他手中有兵，有权，有地盘，各省督军推他为盟主，唯他马首是瞻，而黎也敷衍他，国会也没有和他决裂。因此张当然走他自己的路，他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后，当然不愿意在天津又出现一个临时政府。所以当段来电征求他对组织临时政府一事的同意时，他于5月30日致电给徐世昌、段祺瑞，公然用命令的口吻告诫他们说：“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由于他的强有力反对，遂使天津的临时政府计划流产。

　　就在这个时候，徐树铮由徐州遄返天津，把徐州会议内容向段提出了报告，为了应付徐州会议后的新情势，段作了一个应变对策，暂时不反对复辟，甚至必要时伪装同意，以鼓励张勋放心而大胆地进行复辟，借张的发动以驱逐黎元洪，来达到段逐黎的目的，等待张宣布复辟，段便立即抬出拥护共和制度的大旗，起兵打倒张勋，这样一来，既赶走了黎，又有再造共和之功，则政治主流抓在手中，是段重整旗鼓，卷土再来的一大妙计。

　　这个计划非常高明，当时却保持高度的机密。可怜的张勋怎知螳螂捕蝉，却有黄雀在后呢！

　　独立各省的情况是千奇百怪的，首先独立的倪嗣冲自命为北洋派中的李烈钧，他在宣布独立的艳电中仍然称黎为“我大总统”，仍然说他是“拥护中央”的。但是他的侄儿倪毓棻同天发出来的艳电，却有“誓师北伐”的语句。倪军出兵的第一个目标，是想 抢夺德州兵工厂，因此与张怀芝发生了矛盾，几乎引起冲突。

　　张怀芝由徐州回到济南，山东省议会议长当面质问他何以列名干预宪法，要挟解散国会，并且出席于非法召集的徐州会议，以后如果再有此行动，山东人民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个督军。由于省议会的阻力，山东的独立一直推迟到6月1日才得实现。

　　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前一天，张作霖发出勘电愤慨地说：“同志皆当世贤豪，何至不如蔡锷？”但是他本人也没有做蔡锷的勇气，因为他受着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牵制，不敢宣布独立。他在卅电中说：“项城逝世，海内属目段公而段公愿居今大总统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诪张为幻，广派密使，遂其阴谋。公府派少将周斌到奉游说，已予扣留，俾莠言无滥进之由，庶时局有澄清之望。……作霖当率辽奉子第，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卫吾社稷。”他不但骂黎对段忘恩负义，并且电中所指的奸人彷佛就是“今大总统”。

　　一直到张勋致电冯德麟进行疏解之后，张作霖才敢宣布独立，并且派兵进驻山海关。

　　6年5月30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态度说：“我的地位是副总统，应当辅佐大总统，并且服从大总统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对中央，我已去电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只有听候中央解决。”他不是不知道手无寸铁的中央（黎）对称兵抗命的各省军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听候中央解决就是采取旁观态度，甚至还想利用政争，取得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机会，章炳麟曾通电痛斥冯在总统与叛督之间的中立派，并进一步揭破冯国璋的假面具说：“冯不讨贼，反唱调停，觊觎继任，诳词虚饰，应认为内乱犯，实为罪魁，倪、张犹在其次。”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攻击，冯就倒填日期发表江电，向国会请辞副总统一职。

　　直系的王占元在政潮中宣布中立，并且劝黎解散国会以息政潮。另一属于直系的李纯一直到6月5日还留在北京，黎想请他担任六军总长，以便调停时局，他看见张勋就要带兵到北京来，时局已无调停之望，才于8日由京汉路南下回任。曹锟是唯一宣布独立的直系军人。他的地盘介于北京与独立各省之间。如果不宣布独立，将与出兵“北伐”的独立各省发生冲突，因此他在东电中说：“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他在文电中对黎毫无伤害。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是中立化的一种独立。

　　独立各省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压迫他称病辞职。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摇摇欲坠，不惜厚颜无耻地迎合督军团的意见，发表冬电请废止《临时约法》，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但是他的地位终于无法保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就被阎锡山赶走了。

　　6月4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 “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开”。5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2000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全部收入截留。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5月30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孙中山则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保障共和的态度。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并建议公推六荣廷为盟主，请六到广东“主持至计”、“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为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内部也有问题，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

　　督军团宣称独立是“兵谏”，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他们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的兵谏是用以欺骗黎的一个口号，如果黎屈服，他们即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黎元洪这时还想采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条，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怒；至于解散国会，对民国说来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九个字来表示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观望风色，属于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研究系议员则有80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都通电自请处分。但是黎的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武器。

　　在督军团扣留路局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到处乞援求救，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是救兵请不来，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5月30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说： “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6月1日他又发出东电质问督军团说：“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黎又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李不敢就职，但却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李认为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军团；加以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因此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澄清时局，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因此黎于6月1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外，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慊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6月2日，天津河北大马路中州会馆忽然挂出一块“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被通缉的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通电就总参谋职。并在电文中说：“巩固共和政体，另定根本办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帝制派、复辟派、段党、研究系以及其他一些阴谋政客和投机分子，这个组织号称是独立各省联合军事机构，也就是独立各省所组织的变相的“临时政府”。它公开地发布宣言：“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人”。毫无疑问，它的目标是在驱逐总统，但在驱逐总统以后的下一步骤，究竟是拥戴段上台或者拥戴溥仪复辟，却暖昧不明。

　　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时局更趋险恶，6月2日，北京各国公使推法国公使康悌访问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五廷芳，质问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的能力。五只好信口回答说： “张勋一到，时局即可解决。独立各省军队决不会开到北京来。关于北京治安，政府完全负责。”

　　张勋的做法是神经战，使黎进退失据，而在其摆布之中。他既不拥黎又不拥段。所欲拥立的只是能供他玩弄的溥仪。许多人以为张之为人别的不必论，至少还具有心直口快的一个条件，可是他这次对黎所摆布的天门阵，对北京政府和督军团所采取的两面光政策，却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以阴谋家而貌似心直口快的人，他的圈套是最容易让人家钻进去的。

　　在黎来说耳目也太欠灵通，张早已露出了许多的马脚，劳乃宣到了徐州，康有为的密使也到徐州，何以黎始终还蒙在鼓里呢？

　　劳乃宣曾劝袁世凯归政逊清，碰了个大钉子，以后便躲在青岛做遗老。直到民国6年 1月奕劻逝世后，他曾偷偷摸摸化装到北京来祝溥仪的寿，并且上了个“联德复清”的大 条陈，其最得意之句谓：“世界各国，德最强盛。倘陛下与德联姻，赴德留学，并允璧还青岛，则将来得德之助，复掌中国，实为易事。”他请溥仪做威廉二世的女婿，又请清宫给以复国后总理大臣的预约券，连瑾妃也认为他是个荒谬绝伦的老怪物，叫他不要乱说话，于是他便回到青岛去。现在又偷偷摸摸到徐州做了张的座上客。康有为和张则早有联络，6年2月康的六旬大寿，张曾派员到上海祝寿，请康指示复辟机宜，不久张领衔通电，请将孔教列入国宪。张反对对德宣战，也是受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