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01(9)

　　然而，这桩天字号文字狱案的处置结果，并不能以雍正的意志为转移。当雍正帝驾崩后的当年，皇太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当上皇帝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他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

　　他认为曾静、张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时得到宽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乾隆强调按照处置吕留良案的先例处置曾静案，改变雍正的“攻心”为“灭身”的处置方针。于是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接着将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 “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证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乾隆深思熟虑，甘愿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诛杀了曾静、张熙，以绝后患。乾隆此举，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谋远虑“出奇料理”低劣多了。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兴盛时期，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为，希图传江山于万世，留英名于百代，采取政治上消除敌对势力，而且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统一，故而这一历史时期文字狱相对苛繁频仍。这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狱的特色来看，都远不及雍正朝时的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时这桩文字狱案，不仅诛连规模之广，治罪诛戮之严酷，而且处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称文字狱案的绝无仅有。雍正敢于公开全案的详细末节，敢于公开大批判大辩论，敢于向天下刊发《大义觉迷录》，让人人皆知；敢于无罪赦免“弥天重犯”让其自新，当反面宣传员；敢于让读书士子对此案人人表态；敢于让人们对照自己，搞人人过关等。凡此种种，都给后人留下许多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