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之史部《金史》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八(5)

　　宣宗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军户于河南，议所以处之者。宰臣曰：“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为民佃者则俟秋获后，仍日给米一升，折以分钞。”太常丞石抹世绩曰：“荒田牧地耕辟费力。夺民素垦则民失所。况军户率无牛，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上卒从宰臣议，将括之，侍御史刘元规上书曰：“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骇愕。向者河北、山东已为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有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若复行之，则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纵得熟土，不能亲耕，而复令民佃之，所得无几，而使纷纷交病哉！”上大悟，罢之。

　　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众议谓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军田，二者孰便。参政汝砺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食。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令其自耕，则民不失业，官不厉民矣！”从之。三年十月，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

　　十一月，又议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之。汝砺还奏：“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复瘠恶不可耕，均以可耕者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之处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与人，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纠结之荒地哉！军不可仰此得食也，审矣。今询诸军户，皆曰：‘得半粮犹足自养，得田不能耕，复罢其廪，将何所赖？’臣知初籍地之时，未尝按阅其实，所以不如其数，不得其处也。若复考计州县，必各妄承风旨，追呼究结以应命。不足其数，则妄指民田以充之，则所在骚然矣！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而复为此举，何以堪之。且军户暂迁，行有还期，何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军获利，犹不可为，况无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诏罢给田，但半给粮、半给实直焉。四年，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既籍其数，上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宰臣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计当口占六亩有奇，继来者不与焉。但相去数百里者，岂能以六亩之故而远来哉！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臣等窃谓军户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自余僻远不愿者，宜准近制，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令军民得占莳之。”院官曰：“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复乏农器，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伦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於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至扰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