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关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进展(3)

　　关于儿童游戏性别差异的共性概括并非是普遍的。在一些文化中，儿童游戏的性别分离出现得可能晚一些，或者是普遍性更低一点。对于男女孩游戏之间的差异，Kohlberg(1966)认为，男女孩可能偏爱于某些玩具，并会被具有相同兴趣的玩伴所吸引。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看，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是社会的建构物，一方面，儿童通过游戏去探索性别角色，并将对“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的认识通过游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通过将文化价值观投射到游戏中将儿童塑造成社会所需要的人。如果社会想要一些更能照顾人的男性，那么小男孩应该有机会担任照看者的角色；如果社会想要更多的从事科技工作的女性，那么小女孩也应该有机会去玩建筑等类型的游戏。在不同的文化中，对男孩和女孩的角色期望是不同的，有些游戏只允许被男孩玩，有些游戏只允许女孩玩，这种成见通过成人以及社会文化结构世代相传。同时，父母也影响着儿童对游戏性别规定的认识(Lindsey，1997)。

　　2．不同文化中父母对儿童游戏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儿童游戏的态度和观点呈多样化趋势：美国主流文化重视儿童游戏，认为儿童游戏是社会技能、道德标准和社会认知的基础，中产阶级的美国父母通常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孩子的游戏活动，如安排游戏环境、提供摹真的玩具或表达积极的情感等(Height，1998)。墨西哥母亲并不认为游戏对儿童发展起重要作用，事实上也并不参与儿童游戏，因为他们必须工作，但儿童拥有大量的玩伴，如同胞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Farvel，1993)。意大利母亲与墨西哥母亲一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玩伴，与儿童游戏是哥哥姐姐和邻居们的事，同时认为游戏尽管专属于儿童，但却是由他人提供的(New，1994)。非洲格贝列父母认为游戏影响儿童的未来角色和常识，由于大多数成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同他们的孩子一起游戏，所以游戏(特别是假装性游戏)被成人视为孩子的保姆(Lancy，1996)。埃及农村和肯尼亚的父母们认为儿童是成人活动的被动、安静的观察者，并主动防止他们的孩子游戏(Anmlar，1954：Levine，1963)。在亚洲国家，父母对儿童游戏的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陆的父母认为游戏有益于儿童的发展，并将自己视为儿童的玩伴(Haight等人，1995)，而中国台湾母亲在学前儿童的游戏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并且随着儿童年龄的不同，母亲对儿童游戏的支持也有着细微差别(Chin&Reifel,2000)。在韩国和韩裔美国家庭中，父母很少参与儿童游戏，因为韩文化重视儿童的学习目标，认为家庭游戏不能促进该目标的实现(Farver，Kim&Lee，1995)。日本父母认为一些游戏行为是琐碎无用的，而且游戏活动太过于自由、无节制，小孩应得到大人的允许和暗示才可以游戏，许多美籍日本儿童在大人们在场时很难自发地去游戏(Nagata，1989)。

　　从上述有关儿童游戏文化差异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1)当成人支持某一游戏形式时，儿童更有可能进行该形式的游戏。成人对儿童游戏的态度和行为受成人文化的影响。(2)文化不同，父母参与儿童游戏的情况也不同。如果父母参与儿童游戏，各文化中父母的参与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父母不参与儿童游戏，那么有可能该文化中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会同儿童游戏。(3)父母参与影响着儿童游戏的性质和过程。重视并经常参与儿童游戏的父母在游戏中可能会根据儿童水平调整自己的水平以增大游戏的趣味和魅力。儿童与母亲游戏时比独自游戏的时间持续得更长，并更熟练(Fiese，1990)。母亲的到场似乎激励了儿童的假装游戏(Lindsey，1997)。(4)母亲没有成为孩子的玩伴有多种原因，可能是父母还处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必须工作或劳动，没有时间和精力同儿童游戏；也可能是由于处在基本生活水平的态度和信仰使得为生计而奔波的父母较少地重视游戏，并且也不予重视游戏对儿童的重要性。相形之下，拥有更多资源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儿童游戏，他们对游戏的态度和信仰反映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