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关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进展

　　儿童游戏是儿童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途径。现代幼儿园之父Froebel将游戏过程定义为“童年幼芽的自然演变”。Bob H1aghes则认为游戏是人们同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接触的过程，童年是一段要穿过陌生境地的旅途，儿童是这段旅途中的游客，而游戏是他们进行探索发现的工具。在游戏中，孩子们用成人的方式实践，并评论着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事物；通过游戏，他们获得了与同伴交往的纽带，也获得了一种教他们如何行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观念。因此，游戏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游戏与文化的关系，Judith E．Kieff等人认为，儿童游戏反映并影响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并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儿童游戏就像成年人的娱乐活动一样，表达了一种文化价值观。成人通过简单的观察不能完全理解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只有理解了游戏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理解游戏的性质以及从游戏中表现出来的儿童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行为。

　　一、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历史与现状

　　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文学描述阶段：19世纪以前，许多文学书籍中有大量的关于游戏与文化的描述，其中不少游戏活动多与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族节日有关。(2)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研究的阶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除了Best(1925)和Lesser(1933)的研究以外，许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者如Tylor(1879)、Newell(1883)、Gomme(1894，1898)、culin(1895，1907)等人都对游戏进行了探讨。1959年，Roberts、Arth和Bush《文化中的游戏》一文的发表，开启了人类学家在游戏领域研究的新视野，他们试图为游戏的文化研究构建一个既能解释游戏地区差异，又能解释游戏文化意义的理论框架。(3)多元文化研究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游戏研究者、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从跨文化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了研究。

　　(一)近期有关儿童游戏与文化的概念、分析及理论研究

　　1．视角一：从发展与学习的视角来看儿童游戏与文化

　　Vygotsky(1978)认为，人们对游戏的评价、对成人在儿童游戏中角色的看法都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儿童游戏时，将文化价值观融人到游戏中去：通过游戏，儿童超越了原有的理解，并获得了用来支持今后发展和学习的新技能。Wertsch(1985)进一步强调，在理解发展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时，应以一种动态整合的方式进行，应该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将所有的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来观察和理解儿童。

　　Whiting(1980)在他的文化一生态模型(the culrural—ecological model)中指出，儿童的游戏行为与三组因素有关；广泛文化背景下的远端因素；自然环境；近端的社会网和社会环境。随后，Super和Harkness(1986)提出了发展功能模型(the”developmental niche”model)。这是对文化一生态模型的扩充，该模型认为，在分析儿童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时应同时考虑三个背景纬度：(1)自然和社会环境；(2)参与者的内部心理状态(尤其是照看者关于儿童发展、社会化和教育的心理表征；(3)有关照看和教育儿童的文化风俗。同其他文化生态理论不同，该模型特别强调第二个纬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游戏活动不仅受到了直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第一个纬度)的影响，也受到了父母、老师、照看者对游戏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第二个纬度)的影响。成人对儿童游戏、发展和学习的看法决定了游戏环境和儿童即将拥有的经验，同时，他们的看法同文化习俗(第三个纬度)相互联系。这些文化习俗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但对文化中的参与者的内部心理状态有着普遍深入的影响。

　　2．视角二：从时间背景来看儿童游戏与文化

　　Ogbu(1991)将时间作为文化的一种背景．对美国自愿和非自愿的移民进行了对比。他认为，那些能自愿接受美国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移民，他们愿意、至少是主动地让自己去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和整个社会，而非自愿的移民在臣服美国文化和社会多年以后，还保留着对它的怀疑。o如u的观点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模式和“适应”。即使是少数民族有意识地努力去适应主流社会，但那些与过去、与自己的源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教育儿童的观点和实践却有着持久的影响。许多移民和跨文化家庭为了既适应新文化，又能保留自己的源文化而进行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游戏活动，并渐渐形成一本新的“游戏剧目”，同时孕育出新的游戏态度和价值观。

　　Slaughter和Dombrowski主张在连续性文化背景(Culturally continous contexts)和非连续性文化背景(Culturally discontinuous contexts)下研究儿童游戏。他们认为．不管是对于生活在单一不变的社会环境下，或者是生活在父母已经迁移的环境下，还是生活在多重文化的环境下，对儿童的游戏活动必须从文化生态学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去理解才有意义。

　　(二)近期有关儿童游戏与文化的经验研究

　　1．在特殊文化下对游戏的经验研究

　　Schwartzman是第一批从人类学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整合研究的学者之一。她认为人类学家和儿童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在不停地构建和转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自己”。因此，她从人类学视角对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游戏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观察研究。

　　近期的研究是deMarrais等人关于爱斯基摩女孩的研究。基于人种志研究和参与性观察，他们探讨了“故事剪”游戏对生活在卡斯科奎姆河畔小村6岁～12岁女孩的文化适应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这种游戏能帮助女孩们从年长的同伴那里获得关于血族关系、性别角色和社区规范、价值观的知识；同时也巩固了她们对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理解和感受，并促进她们对所需的技能、态度和信仰的学习。在该文化中，女性从事陶器制作、烹饪、采摘浆果等活动，而男性从事捕鱼和狩猎。女孩们从“故事剪”游戏中所获得的一些技能是今后女性活动(如制作陶器、烹饪)所必须掌握的，这些活动具有程序性，精细性；而男孩今后从事的活动则程序性比较低，而且多为粗大型的活动，这也许是男孩们从来不玩“故事剪”游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