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的独裁统治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发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大元帅。安国军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反共，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腐败、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共产党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共产党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共产党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共产党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