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袁世凯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著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后迁江宁。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逝后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将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严师授读。但袁世凯纨袴子弟的习性甚深，以读书为虚应之事，故成绩不佳。光绪二年（1876）秋回籍应乡试，结果落第而归。次年夏，随袁保恒至河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名落孙山。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继之，捐纳实缺，不果，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开始踏入仕途。

　　光绪八年，与清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之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当法国侵略者将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时，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由此袁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击退日军，赶走亲日派。此次胜利大大助长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由于吴兆有反对其企图独掌军权，揭发其挪用军饷等罪状，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昰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参与外交事务。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本来只有宗主之名，而无其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盛气凌人，事事插手，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促使朝鲜宫廷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积极进行备战和煽惑发动侵略战争。袁世凯起初对日防制甚力，但后来即为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思想所支配，对日本的动向懵无所知。

　　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 年3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屡电李鸿章出兵，且云日本并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仍对形势的危机无所认识，一心想着镇压起义。直至日本大兵压境，始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一触即发，袁为脱离险境，再三电李请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毫无信心，始终主张议和，一闻败讯，立即逃窜。清军的屡次败北，彻底暴露出旧有军队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建立新军。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又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同样意见。六月十二日（8月2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他用钻营请托等手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终于受到权贵荣禄等的激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权柄。

　　十一月初一日（12 月16日），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000余人，旋派人选募2000余人，全军共7000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凯在军队中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通过官禄利诱，严刑峻法，以及灌输封建伦理、升官发财、宿命论等反动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

　　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查办此案的荣禄极力包庇袁世凯，使其度过了难关。经此事，袁越发投靠荣禄，依荣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晋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出卖维新志士 剿灭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发动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运动。对此，袁世凯佯为赞成，阴实反对。七月，变法达到**，顽固势力频频密谋破坏。维新派为了将变法进行下去，同时出于对袁世凯的表面认识，乃建议光绪帝召袁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擢其为候补侍郎。袁恐引起顽固派怀疑，接连拜谒权贵解释，并探听风声。初三日夜，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只身至法华寺见袁世凯，坦率地告以直隶总督荣禄和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的阴谋，请其竭力相救，否则便向慈禧太后出首，求得富贵。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表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当谭说荣禄不易对付时，袁怒目而视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初五日（20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当日下午，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次日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进一步获得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十月，荣禄奏设武卫军，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六月，袁世凯率军由山东操演行军阵法回到天津，开始组织人员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七月进呈御览。该书强调练兵必须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放在第二位，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方略和训练技术，成为清廷以后训练新军的重要军事教科书。

　　是年底，山东人民掀起的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已经遍及全省，不久便爆发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一月初四日（12 月6日），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他在抵达济南任所的次日，即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坚决主张剿团保教。由于清廷再三谕令不可一意剿击，袁世凯开始尚未完全采用高压政策，而是严缉首要，查禁瓦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00年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为山东巡抚。五月，直隶义和团大批涌进北京，慈禧太后宣布义和团众为“义民”。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派兵火速驰援。袁不敢与列强开战，仅派少数人马搪塞。继之，参加“东南互保”，任列强向京津侵犯、屠杀中国人民而不抵御；通饬全省严密保护洋教士和一切洋人，护送到通商各口；保护教会，优恤教民。而对义和团则极端残忍，山东境内团民为其剿灭殆尽。

　　在直隶推行“新政”

　　同年十二月（1901 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筹办“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同月，袁世凯提出治国十策，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以“求富”、“求强”。八月以后，在山东开始整饬杂税厘捐，设立银元局，开办课吏馆、校士馆，创立商务总会和大学堂，力行“新政”。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经荣禄、奕劻等推荐，晋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抚之上。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清廷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年6月9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督直以后，身兼清廷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八大要差，极力迎合清廷，加紧推行“新政”，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者。

　　首先，增募新军，改革军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订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和募兵格式八条，仿行外国的征兵制度，开始招募新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使袁世凯的兵力骤增至八九万人。六镇的军官除第一镇外，皆其嫡系，加之在政界网罗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其次，创办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 年5月），袁世凯率先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1所，分局5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将在保定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成立巡警学堂，后又增添马巡、河巡、暗巡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乡村和铁路，在直隶全省建立起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利用革命党人企图炸毙考察宪政大臣事件，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预防革命党人潜伏，维持治安。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控制了警政。

　　第三，整饬吏治。他饬令道府厅州县一律将所得陋规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止官之贪；设立官吏考验处，考验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采访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调查案件，以便举劾；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招收候补官员和幕僚入校学习，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各员先赴日本参观，以开官智。但这些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吏治依然腐败如故。

　　第四，提倡实业。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人南原正三指导种植。并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官办实业的总机关，诱掖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实业。派人到外国和外省学习工业技术，批准给发明者以专利权。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第五，广兴教育。袁世凯坚决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在保定成立学校司，次年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改学校司为学务处，领导全省教育。饬令该处设置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和教授方法，派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令各地设劝学所、宣讲所，筹备公款，积极办学；分批派遣人员赴日考察教育，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并捐银2万两表率群僚和士绅出资办学。光绪三十一年，又领衔与其他督抚合词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经其提倡，直隶办学之风大兴，在各省之中成绩名列前茅。

　　回籍“养疴”

　　清末，国内出现了革命和立宪两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潮流。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秘密组织团体，开展推翻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活动，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们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提出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人民参与政权，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制定宪法，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的迫切要求。某些官僚也奏请实行立宪。清廷为消弭革命，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大势所趋下，决定派遣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袁世凯对革命运动坚决主张镇压，而对立宪运动却不敢公然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立宪的声浪愈来愈大时，他便与周馥、张之洞联名奏请实行立宪。其后立宪的调子越唱越高，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立宪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以保住本人地位，进而攫取更大权力，同时抵制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间，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奏请立宪。袁世凯奉命设立天津自治局，拟定章程，首先试办地方自治。旋入京参加清廷召集的宪政会议，面奏慈禧太后，请改革官制，组织责任内阁。七月，清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首先改革官制，以为预备立宪基础，任命袁世凯参预编纂官制。讨论官制改革时，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出组内阁，掌握中央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并借以限制君权，免遭光绪帝将来报复，后因多数官员抵制，未能得逞。会上，一些满族亲贵提出实行立宪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夺督抚权力。对此，他因关系自身利害，大加反对。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强调“专责成”，袁世凯被迫于十月初三日（11月18日）上折辞去各项兼职，并交出四镇兵权给陆军部。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07 年4月2日），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赏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四人均属袁党，是由袁世凯推荐给奕劻的。任命一公布，举朝哗然。三月二十五日（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折参劾段芝贵向奕劻送寿礼10万两，并向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献歌妓杨翠喜，词连袁世凯。慈禧太后大怒，立即撤销对段芝贵的任命，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袁世凯极力包庇，查证毫无结果，奕劻父子安然无恙，赵启霖竟遭革职处分。参案一结束，袁世凯即与奕劻勾结发起反击，进行报复。他们认为赵启霖上参折系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所指使，便将矛头指向瞿、岑，掀起“丁未政潮”。首先借机奏请授岑为两广总督，将其排斥出京。继之贿买御史恽毓鼎捏词参劾瞿鸿禨，使瞿于五月开缺。最后又诬蔑岑春煊为康有为、梁启超同党，阴谋要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蒙蔽慈禧太后将岑开缺。

　　五月，清廷公布地方官制，谕令官员条陈预备立宪意见。六月十六日（7 月25日），袁世凯以日法协约订立，上密折请求“赶紧认真预备立宪”，其实质是企图将铁良和凤山攻倒，夺取陆军部和业已交出的四镇兵权，成立既代君主负责又不对资政院负责的内阁，实行假立宪欺骗人民。3天之后，又奏请派遣大臣前往德国、日本考察宪法，简择王公近支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七月，成立天津议事会和董事会，通令全省以天津为模范，办理地方自治。

　　袁世凯与奕劻狼狈为奸，结党营私，遭致御史的交章弹劾。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是年九月，清廷不顾浙江、江苏绅民业已奏准招股修筑沪杭甬铁路的事实，颁发借款修路谕旨，把筑路权送给英国。两省人民痛路权丧失，立即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热潮，争相集款自办。袁世凯以“外交首重大信，议约权在朝廷”为理由，不准江、浙人民反对。十一月两省代表进京力争，他仍坚持借款筑路，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光绪三十四年，立宪派人士为了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满意清政府宣布的“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要求在二三年内召开国会。江苏、安徽、北京、直隶、吉林、山东以及八旗士民代表均呈递国会请愿书。袁世凯反对召开国会，阴阻都察院代奏。同时因衔恨于康有为、梁启超和马良密结亲贵排斥自己，挑唆慈禧太后将梁启超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加以“煽乱”罪名，勒令解散，从而撕下了他积极倡导立宪的伪装。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后，3 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执掌政权。新朝优赏军机大臣，袁世凯加太子太保衔。载沣深切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出卖其兄光绪帝，对其贪权置势亦极疑忌，极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坚决反对和军机大臣张之洞劝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载沣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携眷返河南，最后定居彰德（今安阳市）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逸生活，实际上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连克武汉三镇，建立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清廷举朝惶惶，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前往镇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立即活动布置。帝国主义也广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向与袁沆瀣一气，此时同时提议起用袁世凯，向载沣施加压力。载沣起初不允，他们便以辞职不上朝议事相要挟，迫使载沣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嫌官微权轻，复奏足疾未愈，不能立即受命。

　　东山再起 攫取民国总统

　　二十八日，袁世凯电奏招募防军1.25 万名。次日，电奏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北洋高级将领归己指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湖南、陕西同时光复。载沣被迫再作让步，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赴援水陆各军。初八日，山西独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滦州，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等十二条政纲，清皇朝在迅速崩溃。袁世凯见此，初九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十一日，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仍旧节制调遣原管各军。袁世凯称非国会公举，不敢奉诏。十七日凌晨，他派人在保定暗杀了准备进军北京推翻清室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解除了吴禄贞对他的严重威胁，并避免了清廷立即覆亡的危险。次日，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六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又在责任内阁的名义下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不再预政，最终夺取清廷政权。

　　袁世凯出山后即确定了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廷为工具逼迫革命势力就范，最后由自己窃取全国政权的总方略。他对革命势力软硬兼施，又打又拉，主动提出议和，十月十二日（12 月2日）同南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3天的协议。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对民军和谈全权大臣，他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率代表团南下议和。十一月初十日（12月 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已当选总统，国民会议召集办法于己不利，窃取总统无望，不承认唐、伍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准唐辞职，使议和濒临破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叫嚣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1月3日，南方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各部总长，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向伍廷芳提出无理质问，被伍驳得理屈辞穷。14日，唐绍仪探询南方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等作了绝对肯定的回答。袁世凯遂下定决心，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奏请隆裕太后实行共和。中午出宫行至东华门，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等的袭击，侥幸脱险，从此称病不朝，把逼宫任务交给民政大臣赵秉钧等执行，同时贿买太监小德张恐吓隆裕。26 日，又授意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电奏，指斥载泽、溥伟等亲贵阻挠共和，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同日晚，发生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宗社党头子良弼的重大事件，隆裕太后特降懿旨，封袁世凯一等侯爵，以示羁縻。袁接连四次上奏力辞。在此期间，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同时亲自奏请速定国体。隆裕太后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11日，袁将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南京临时政府，并表明政治态度，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次日，清帝宣布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自代。1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怕受革命势力挟制，不愿南下就职，指令曹锟的第三镇士兵29日晚在北京东城发动 “兵变”，制造拒绝南下口实。南方让步，允其在北京受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月底，唐绍仪内阁组成。4月，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镇压“二次革命”摧毁共和制度

　　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借口军饷困难，无法供给，对南京留守黄兴施加压力，迫黄兴辞职。接着便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将大部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力量作好准备。

　　不久，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尖锐矛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采取内阁制，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袁世凯最初提名让老友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原冀其唯命是从，得心应手。不意唐绍仪接受新思想较快，辛亥革命开始后倾向共和，以后加入同盟会。就任内阁总理又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强调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内阁的责任，时常与袁意见相左。于是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架空、刺激唐绍仪，促其去职。6月，袁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蓄意与唐闹翻，坚决反对唐提出让王督直的意见，15日竟擅自将不经内阁副署的任王为南京宣抚使的委任状交王。唐愤而辞职。月底，陆征祥出任总理。内阁有6位总长相继辞职。7月19日，袁世凯提出补充阁员名单，让陆征祥提交参议院，参议院全部予以否决。袁世凯又二次提出补充阁员名单，密令军警使出流氓吓人战术，恫吓议员必须通过，否则将以炸弹从事，武力解散参议院。陆内阁虽然成立，但参议院因陆失职，提出弹劾，陆征祥遂请辞。8月20日，袁世凯任命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责任内阁终于失去独立性质，变为袁的附属机关。

　　8月，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武昌起义的功臣、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矛盾激化，欲借袁世凯手诛锄异己，将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推荐给中央。张、方抵京的次日，黎即电袁，给张、方妄加罪名，请袁予以正法。袁世凯密令将张、方逮捕，并秘密处死。消息传出，引起公愤，袁世凯将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挑拨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

　　为了平息舆论，欺骗人民，加强集权统治，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在枪杀张振武、方维后不几天，袁世凯电邀孙、黄与黎元洪进京，共商国事。黎受各方责难，不敢进京。孙中山、黄兴先后抵京，均受到袁世凯最为隆重的欢迎。孙中山在京一个月，与袁世凯会谈13次。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谈的问题皆表示欣然同意。通过会谈，孙、黄被袁世凯所迷惑，宣言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以全力支持。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25日，他通电发布八大政纲，并云已取得孙、黄、黎同意，骗取人民信任。

　　1912年12月，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始初选，共和党、民主党、由同盟会和其他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竞争。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著名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鼓吹政党内阁，抨击时政。1913年2 月复选结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被选为参议员的宋教仁准备出而组阁。袁世凯深恐国民党用和平方法夺去政权，便密令赵秉钧派人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内阁的实现。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受枪击，22日逝世。全国人声鼎沸，国民党人更为愤怒，一致强烈要求查办凶手，严惩国贼。袁世凯贼喊捉贼地当即下令通缉凶手。旋刺宋的要犯应桂馨和凶手武士英皆落网，并搜出应犯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证明刺宋主谋就是赵秉钧和袁世凯。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将证据公布。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定武力消灭国民党，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当日夜，命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附有苛刻条件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战争经费。这笔非法借款遭到新成立的国会和全国人民的同声反对。袁世凯一面进行狡辩，收买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议员合组进步党，对抗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二连三地下令压制舆论；一面加紧备战，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调兵南下。当一切准备就绪，他气势汹汹地让人传语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敢于“捣乱”，他即举兵征伐，公开叫嚣要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6月9日、14日、30日，袁世凯连下三令，将国民党最有实力、反袁最突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后免职，促国民党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企图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对方头上。国民党人未及时作出反应，袁世凯继续增兵，进逼江西。7月上旬，孙中山召开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重庆宣布独立。战端开后，袁世凯命段芝贵、冯国璋分统大军由京汉、津浦线南下，进剿讨袁军。至9月上旬，即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平定。

　　在平定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勒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省议会，10 月13日下令拿捕江西省议会议员，赤裸裸地摧残地方立法机关。与此同时，动用反革命专政工具，乱加“鼓吹二次革命”、“私通民军领袖”、“妨害大局”、 “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等罪名，封闭报刊，禁止集会结社，解散政党，随意逮捕处决反对他的人士和议员，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权利。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化装成公民，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自己为总统。经过三次投票，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日，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10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基本精神仍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袁世凯以其不利于复辟帝制，竟撇开宪法草案，于16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打击宪法会议。18日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不属于国会，企图利用公布权将宪法草案扼杀。22日复派遣8个委员出席宪法会议，干涉制宪，遭到宪法会议严词峻拒。25日，袁世凯通电攻击宪法草案，号召各省文武官员群起而攻，予宪法会议第四次打击。31日，《天坛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两次非法取消438名议员资格，占两院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名存实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此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12 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袁将国会、增修约法问题交付会议讨论。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议员职务，实际上非法解散了国会。2月3日，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的立法、监督、民意、自治机关被其破坏无余。根据政治会议的议决，袁世凯于3月 18日召开御用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并于5月1日公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其帝制自为开辟了道路。同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政事堂，负责统一行动，参与审议法令，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赞襄总统政务，对总统负责，在行政方面加强集权。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在军事方面加强独裁。23日，改变地方官制，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机构，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26日，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咨询兼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御用机关参政院。6月30日，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设立各将军名号，规定有督理军政者，在各省开府建牙，未有督理军政者，在将军府任事。

　　1914年7月，袁世凯动用20余万军队，镇压了为时两年多，纵横豫、皖、鄂、陕、甘5省的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

　　复辟帝制 自取败亡

　　是年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9等，恢复封建时代官制。

　　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祭孔。早在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其后屡发告令，制定《崇圣典例》、《祀孔典礼》，规定祀孔礼仪应与祭天一律，借宣扬孔孟之道，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从思想上动摇瓦解人民的民主信念，要人民绝对服从他的统治，为复辟帝制服务。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活动。

　　10月，袁世凯成立直接隶属于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模范团，自兼团长，企图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和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军队，排斥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势力。

　　12月23日，袁世凯效法封建皇帝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作准备。

　　同月29日，公布约法会议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得连选连任；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前，大总统推荐3名候选人，选举时，选举会对现任大总统及3名候选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并可造成袁氏家族的总统世袭。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速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日双方正式签约。

　　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 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 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经过以上措置，袁世凯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0 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9月2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袁世凯**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0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 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15日，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未接受）；16日，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18日，重申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下令优礼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20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日，册封军政各界亲信党羽和实权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宣布从速制定宪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永远革除太监和采选宫女，借以表示他的开明，以收拢失散的人心。预定1916年元旦登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袁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于12月31日申令改元，以翌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元旦，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擅自称帝。1月5日，派曹锟统兵从四川和湖南进剿云南护国军。其后又命龙觐光从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云南护国军进军四川、湘西，屡败袁军。1月27日，贵州独立。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再加争取日本的失败和其他列强提出警告，袁世凯被迫于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早正大位文电不许呈递；并通知各国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消灭了龙觐光的征滇军。冯国璋此时也联合各省将军请速取消帝制。袁世凯知称帝无望，3月20日、21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22日发表撤销承认帝制令，发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天闭门天子，即被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 月25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国军。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 月21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国军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月，滇、黔、桂、粤4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月29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