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梁启超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

　　梁启超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超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专制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 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专制”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专制，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 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 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 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8月20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16年3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月19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专制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16 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 年3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超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长达1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在国外，梁启超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发出的吵闹。1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超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超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梁启超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专制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中生有的发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超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0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