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

　　“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 886个，占有土地3360965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处，有地758739亩。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万石至5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如顺治十八年（1661）为5492577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078429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07156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 7716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03515顷。直到14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 8477606顷。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36次。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发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光绪三年（1877），中国北方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摧残。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

　　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0—1911）连续51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69—1897）连续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发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两增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两。棉花从入超转成出超。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发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1856）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万担，烟田230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0％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发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 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由 10％增长为16％，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