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钱大昕

　　家世和早年生活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并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向著名学者曹桂发问学。当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特别欣赏，在全县士林中也获得了较高声誉。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宁谧的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不长时间，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称旨而被召诣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次年，他束装入都，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仕宦生活与学术研究

　　钱大昕至京之初，所担任的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一职，是一个“三日一入直，十日一直宿”的闲散职务，因此他便利用机会开始学术研究工作，很快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钱大昕的学术研究，首先是从当时颇为薄弱的天算历法方面入手的。中国古代的历法向称先进，两千多年中，先后改历达七十余次，其大致情况皆载于历代史书历志。对此展开研究无疑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因其横跨历史、天算、数学几个领域，不少史学家往往避难就易，不做深入研究。面对这种情况，钱大昕毅然将之引为己任。中书任暇，他与吴烺、褚寅亮等人废寝忘食地学习数学大师梅文鼎的著作和先进的西方数学知识，并以其原理对历代史志所载天算一一加以审核验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于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则刊正脱误，于其文简意奥之处则疏通疑难，阐明大义。经过钱大昕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一举成为天算的专家，连时任礼部尚书领钦天监事的何国宗在涉及历算推步等繁难问题时，也常常向他请教。

　　在钱大昕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同时，工部尚书秦蕙田又特邀他参加《五礼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编修中，钱大昕博览了经部有关书籍，这又促进了他后来深入进行经学的研究。

　　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进士及第。这不仅使他调换了工作，即辞去内阁职务，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而且在此次会试中，与钱大昕一起中进士的还有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等学者。这些学者与钱大昕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专长。他们共同钻研，互相补充，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于钱大昕日后的学术成就，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是钱大昕仕宦颇为顺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以其古学深邃而得到了乾隆帝器重。乾隆二十二年，他由翰林院庶吉士累迁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五年为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乾隆二十八年为侍讲学士，并两次随同乾隆帝巡幸热河、五台等地。同时，还三次充任山东、湖南、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两次充当会试同考官。此外，还先后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务，参与了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音韵述微》等书的修撰工作。这些典籍的编就，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热河志》共八十卷，是记载承德府及其所属一府五县全面情况的一部地方志书。此地虽处塞外，但与北京临近，距沈阳也不远，又为蒙古入京孔道，清初以来，早已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康熙中期以后，为了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清帝于此建立避暑山庄，并时常至此巡幸，这里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决定纂修此书并指令汪由敦、裘日修两人具体负责，汪、裘两人遂于翰林中委派钱大昕、纪昀两人承担编修工作。在修纂过程中，钱、纪两人除大量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外，还扈从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对当地风土人情、建置沿革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通过此书的纂修，培养了钱大昕对研究地方志的兴趣，并为后来编修《鄞县志》、《长兴县志》等地方志书和深入舆地方面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乾隆二十五年，在翰林院侍读任上，钱大昕参加了《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该书是对宋代学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的补修之作。早在乾隆十二年始修时，原拟定上接马著，下迄乾隆时代。在初稿纂修过程中，发觉古今同帙，书写格式难以统一，便于乾隆三十二年决定依《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旧例，按时代编为《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通考》、《清通考》等六部大书。由此转入改修阶段，至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陆续成书。钱大昕参与修书时，正是编纂初稿之际。他担任纂修的田赋、户口、王礼三篇考，不仅包括了今本《续文献通考》有关部分的全部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清《三通》相应部分中的许多内容。因此，钱大昕在参与修纂期间，通读了有关典章制度的全部专史和正史中的宋代以后部分，这不仅丰富了史学知识，并为日后撰写通考古今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培养了他对专史和断代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为以后从事典章制度和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八年，在侍讲学士任上，钱大昕又参加了秦蕙田受命纂修的《音韵述微》的编修工作。他幼承家学，在紫阳书院又曾“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秦蕙田深知钱大昕学术功底之深，即委其代拟全书凡例。至今传世的这部书，于字音之外兼注字义，于注古音、古义之外兼注今音、今义，即表明了本书编修的特色和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通过此书的纂修，又激发了钱大昕对研究声韵的兴趣，并在此后陆续撰成《声类》等音韵学著作。在经史研究方面，他注意以音韵学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从而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钱大昕勤奋治学，刻苦钻研，并由于实际工作的锻炼，年仅三十多岁时，已成为在经史研究几个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著名学者。然而，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乾隆二十六年以后，他以心血耗损，得不寐之疾。乾隆三十二年春，又感染伤寒，虽经大力抢救而脱险，但其精力日疲而愈感不支了。祸不单行，正在此时结发妻子王顺媖病故。钱大昕于极度悲痛之余，乞假归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归隐生活。

　　返回故里之后，钱大昕以望仙桥旧居狭隘，在嘉定城中孩儿桥边买得一处空宅，将家迁居于此。颜其堂曰“潜研”。为了遣愁，乾隆三十三年春他一度携同妹婿陈药耘作西湖之游。返家不久，又逢岳父王尔达去世，王尔达曾不计钱大昕家贫而许婚季女，婚后赘居王家时，又视如己出。乾隆十七年，钱大昕以献赋称旨，入都受职时，王尔达还亲送出郊。这样一位令人敬爱的老丈人的去世，使得他益为悲痛。因此在这期间，钱大昕除编次旧有笔记之外，仅撰成《洪文惠公年谱》、《陆放翁年谱》两种，学术成果并不算多。

　　乾隆三十四年秋，钱大昕再去北京上任，直至乾隆四十年丁忧归里，他先后担任过《一统志》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务。他除了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编修工作之外，还在金石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乾隆三十六年，钱大昕参加《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大清一统志》在乾隆初年已经成书。乾隆二十年以平定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大为扩充，兼之以各地“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因此乾隆二十九年以后，又组织力量对该书进行重修。钱大昕正是在这时参加重修工作的。这是他继《热河志》之后参与编修的又一部志书。这两部志书的纂修，对钱大昕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乾隆三十七年，钱大昕又参加了《续通志》的编修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对专史所载内容甚为熟悉，对其体例也了如指掌。在纂修之初，书中的“发凡”、“起例”，大多由钱大昕亲自手定。此书与《续文献通考》一起构成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内容。

　　除上述成就之外，钱大昕还致力于金石的研究。早在乾隆二十一年，钱大昕于修《热河志》时，便曾以当地石刻充实该书内容。次年，在翰林院编修任上，他于公事之暇，常游琉璃厂书肆，先后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他晨夕校勘，证以史事，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写成题跋。乾隆三十六年，他将多年所作题跋厘为六卷，题名为《金石文跋尾》，由他的门生李文藻刊印行世。该书“横纵钩贯，援据出入”，在以金石证史方面，取得了“超轶前贤”的成就。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古典文献的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传世文献也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经历代辗转传钞、翻刻，错讹极多。为了顺利地进行整理，钱大昕首先精研《说文》、《尔雅》等文字、训诂之书。在此基础上，乾隆三十六年，他与同族的另一位学者钱坫一起校正了《白虎通》、《广雅》两书。此后，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还亲自参加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的工作，先后从中辑出《易稽览图》、《宝刻类编》两种古籍。其中《宝刻类编》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而《易稽览图》则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但从钱大昕所作的序中尚可窥见该书的大致内容。所有这些，不但为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贡献，也对他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钱大昕在主持河南乡试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于是随即便道赴粤就任。到任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年五月，钱大昕接到父亲去世的凶讯，遂星夜返故里，也就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