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 答聂文蔚一(5)

2016-05-19  |  

  [评析]

  王阳明创立心学体系后,并没有立即为朝廷所推崇,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朱学的官学地位,相反被程朱的信徒指斥为“伪学”、“异端”,王阳明甚至被诬为“病狂丧心之人”。为了免遭压制和打击,以求心学的倡扬,1514年王阳明转任南京鸿胪寺卿后,汇集有关朱熹论心性修养的34封书信编成《朱子晚年定论》,阐发前人提出过的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试图以此弥合朱、陆的差异。而这种“朱陆差异”说,无论在论证的方法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较多的差误,时人即有指出者。但明中叶后,随着心学的繁盛,此论却影响极大。

  [原文]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陷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且诅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译文]

  春秋末年,孔子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其时,社会上人有的数落他阿谀奉承,有的讥讽他花言巧语,有的诽谤他不是圣贤,有的诋毁他不懂礼节,有的侮辱他是东家的孔丘,有的因妒忌而败坏他的名声,有的憎恨他而要他的命,即使当时象晨门、荷蒉这样的贤明之士,也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他的弟子子路虽学有所成,尚且还不能对孔子完全相信,孔子去见南子,他表示极大的不满。孔子的“先正名”竟被子路说成是迂腐。可见,当时不相信孔子的人何止十分之二、三呢?但是,孔子依然汲汲遑遑,仿佛在路上寻找失踪的儿子,成天四处奔波,坐不暖席,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别人能了解、相信自己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深感病痛紧迫,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哎!若非真诚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又有谁能理解孔子的心情呢?世上如许“遁世无闷”、“乐天知命”的人,自然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和“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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