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1957年的“大转弯”(6)

　　第三，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反右派运动所以伤人众多，很重要的一步，是将运动引向各行各业，引向基层。关键的一次会议，是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认定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要求用几个月时间，继续“深入挖掘”，“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会议决定“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文艺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青岛会议前，反右派斗争主要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进行；青岛会议后，深入地县两级和大工矿、中小学校等基层，进入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阶段。

　　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由此“挖出”的右派分子迅速增加。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解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这种解释在党内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与之前邓小平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口径完全一致。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还不心服”，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结论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刘少奇也是认同的。

　　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认为只有经济领域的革命，而没有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能巩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革命的提出，成为后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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