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教学思想中辩证范畴探微(2)

　　他针对当时科举制度“追求利禄”的功利主义和专以“文词”取士的考试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他批评科举制度使“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缉缀言语，造作文词……”，但他提出的纠弊办法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主张“罢诗赋”。“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可以看出，朱熹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反对学习中片面追求语言形式和语言技能，使教育蜕变成“干禄”手段；却片面追求文章的教育性，忽略语言技能的训练。他的文道合一的思想影响至今，现在语文教育中“文道统一原则”，虽然措辞没那偏激，却是大有重德轻文的遗风。

　　二、虚心与杜撰

　　这对范畴讲的是理解活动中学习者与文本思想内容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让学习者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

　　朱熹认为理解文本的思想内容要领会原意，不能将自己的意思塞进文本中的语言中去。朱熹说：“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之合。”“至于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目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

　　在这里，朱熹区分了理解活动中两种相对立的做法，一种是虚心静虑，一种是杜撰穿凿。杜撰就是心下先有个意思，却将圣贤的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穿凿是当他自己强加到圣贤言语上的意思与圣贤言语不能一致时就牵强附会，让圣贤的言语与他的意思一致起来。那么这种牵强附会的理解是否真的出于这些读书人自己的认识呢？不是，他们的的所谓“认识”不过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加思索就相信了，然后就以为自己懂了。而且，这些人读书不用功夫，一是自以为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二是不动脑筋“信所传闻，不复稽考”。这样读书不能有任何收获与提高。

　　而虚心静虑的做法，首先“不必自立说”，也就是面对书本不能先有任何想法与猜测，认真弄清圣贤书本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原义。朱熹看到了语言文字与思想内容之间有差异，思想内容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语言上面，需要经过读书人的理解活动才能获得，而且理解活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所以，他认为要“笃志虚心，反复详玩”才有功效，这样“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这就长进。其次，遇有“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文意有疑，说明读书人与圣贤思想认识的差距，这种差距既有广度上的也有深度上的，不懂就不懂，不要强不知以为知，“遽取舍于其间”，正确的途径是“反复玩详”，也就是通过读书发现圣贤书中言语之间、意思之间的联系，融会贯通，准确地理解圣贤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