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物价

　　谷 物 价 格

　　清代粮价的基本趋势是上涨的，大体上可划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和嘉庆、道光及其以后三个时期。据钱泳记述：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价虽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以后，连岁丰稔，每升十四五文为常价。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间。

　　钱泳反映的是江南苏、松一带的米价。每升七文，则每斤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规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价为五六百文，合银四至六钱，江西清江的谷价是顺康之际二三钱一石，雍正间四五钱，乾隆十年五六钱，乾隆末更涨。福建莆田谷价，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每石由二钱、三钱涨至六钱，则米一石之价当在九钱至一两之谱。钱泳等的上述记载与其他许多有关江南米价的报导是一致的，李煦根据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报苏州、扬州一带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价，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钱至一两一钱，个别的高达一两三四钱。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奉贤稻谷石价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当时银价是每两换钱八九百文，米石折银至少应在二两五左右。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各地上米价是：江宁府每石二两一钱八至三两三，苏州府每石二两三钱五至二两八，松江府每石二两一钱五至二两九，常州府每石二两至二两六，镇江府每石二两一钱至二两八，淮安府每石二两六至四两二，扬州府每石二两三至二两九，徐州府每石二两七至三两七，太仓州每石二两八至二两九钱五，海州每石三两七钱七至四两五。这是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报，米价属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贵价格。咸丰同治年间的上海米价也是每石二两四五钱至五两。

　　湖南是鱼米之乡，四川是天府之国，其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但米价仍上涨一倍至三倍以上。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价每斗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斗至七百余文，道光六年，又涨至八九百文。每石由雍正年间的二千文骤涨至道光时的八九千文。

　　北方的麦价同样呈现成倍上涨之势。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东邹县、郓城的小麦市价分别为石一两二钱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两八钱一分。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县每石麦价分别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余文。而道光二年，曲阜大庄麦每石卖至十二吊。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奏报各地小麦价是：济南每石一两七钱四至二两八钱五，泰安一两一钱至二两二钱，武定二两零六分至三两七，兖州一两八至二两五，曾州一两七至二两八，沂州一两二至一两九，东昌二两二钱七至三两一，青州一两二钱三至二两六，莱州一两三钱二至二两二，登州一两四至二两八，济宁二两二至三两五钱五。北直隶各府同年奏报的小麦石价是：顺天府一两五钱九至二两五，保定一两九钱二至四两，永平一两二钱五至二两三，宣化一两至二两三，河间一两七钱六至三两四，天津一两五钱六至三两，正定一两一钱四至三两六钱六，顺德一两七钱一至二两五钱五，广平一两七钱至二两三，大名一两七钱六至二两一，承德一两二至四两一钱九，遵化一两九钱三至二两三钱七，易州二两一钱九至三两七，冀州一两八至二两九钱九，赵州二两零六分至二两六钱五，深州一两七至二两一，定州二两二至三两。与康熙时的麦价比，普遍上涨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粮价反映了五个问题。第一，清代前期的二百年，各种粮价普遍上涨。以南方的主食大米和北方的主食小麦而论，顺治至康熙初年，每石约银四至六钱，合制钱四至六百文，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间，每石约银一两至一两五六钱，个别的至二两，比诸顺治到康熙初年，涨了很多，由于当时的钱价一度上涨，合制钱仅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嘉道时。每石约银二两左右，由于此时银价上涨，合制钱为二至四千文。第二，粮食价格的变动除与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共同点外，还有年成丰歉和农业生产季节两个特殊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粮价的变动还有些特殊规律，同一地区和相同粮种，灾年的价格可以比之丰年高出几倍。第三，大米在南方和带皮小麦在北方，如均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其价相近，但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为百六十斤，北方如曲阜孔府，有以五斗为一斗者，麦子一斗合六十斤，二斗便合一石。又官府折漕，有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者，熟米折价尚高于小麦。第四，南方的稻谷一石，一般为二箩、四斛近，约比大米、小麦贱十分之三左右，大豆价与米麦相近，小黑豆及黄豆价与苞米、高粱等杂粮同。小米价略高于杂粮，而与米麦单价或者略低，或者相同。第五，北方的上涨幅度大，南方小，而南方的川湖粮仓的粮价又比江浙人口密集之地贱。

　　服 用

　　顾炎武谓明末鈥満�丝百斤，价值百两鈥潱�湖丝一斤约合当时一石大米之价。清代康熙年间的丝价，根据李煦历年就当时苏杭扬州一带的行市向康熙帝所作的奏报，一般是纬丝每斤六钱多，单经丝每斤七钱多，线经丝每斤八钱多，最好的线经丝也只有八钱九。这都是康熙后三十年的价格，但康熙题本记载康熙元年徽州丝坯二斤，抵算制钱五千文，则每斤值银二两多了。这看来不是一种正常情况下的丝价，因为山东曲阜孔府于雍正年间多次购买白丝，都是每厅九钱八分，与《李煦奏折》所反映的南方丝价很相近。

　　清代蚕丝织品的计价单位相当混乱，以匹、段、尺、斤计者均有，而一匹的长度各地和不同时期又多不一致，每匹长五丈、三丈、一丈七者均有，同时各种布又几乎都有宽幅、窄幅两种。

　　清代丝绸制品价格，有许多是直接以尺为单位计算的，顺治时，帛一尺银一分八厘，红绢一尺六分；康熙时，潞绸一尺一钱六分；雍正时，山西绢一尺二分二厘；乾隆时，白杭绫一尺一钱，而嘉庆末年，则为一钱五分，而且地点都是在山东曲阜。同在嘉庆末年的山东曲阜，一方面，发现红绸缎每尺高达五钱，另一方面，又报导尺绸仅为一百文多点，按当时的银钱比价仅够一钱，同时东北的青缎也高涨至每尺七百文，约合五钱之谱。从顺治到道光年间，除潞绸价在康熙时一度为每匹五两外，其余所有的绢、绫、绸、缎，一般地都是每匹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五钱，山东曲阜的潞绸，在康熙中年也是每匹一两二钱。因此，可以认为：第一，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一般在每尺五十文到一百文之间，每匹银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之间，比明后期上涨了五成至一倍。当时山东和奉天出现的绸与缎每尺贵至五钱，非正常时价。第二，嘉庆、道光年间的制品价格继续上涨，但幅度不大，每尺在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之间，每匹一般为三千文至三千八百文，合银二两五至三两。第三，根据康熙时对潞绸一匹的长度规定和詹元相所撰《畏斋日记》纪录，当时无论是丝绸或棉布一匹的长度，一般均为三丈，但也有一丈七至两丈者。因此，根据社会上按习俗较多记载的制品一匹的价格可以推算出一尺的单价来。

　　清代前期的棉花价格，徽州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二年为每斤五十二文至八十七文多。 从道光六年至十六年，直隶遵化为每斤一百二十五文，山东齐属为一百文，西安为三百文，贵州合银一钱，约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四十文，广西为一百二十一文，武昌为二百零四至三百文，贵州黄平为二钱一斤，约合二百二至二百七八十文。棉花的质量相差很大，同时去籽皮棉与弹熟的花绒，价格亦有相当差距。但不论如何，道光年间的棉花较之康熙年间上涨了一倍以上是绝无疑义的。即从康熙年间的每斤五十至八十文上涨至道光年间的每斤二百文。

　　清代雍正年间，山东曲阜的麻是每斤二分一厘，合二十余文，嘉庆时，山东潍县合五十文，道光九年，陕西巩昌为每斤三十五文，而十七，十八年，四川忠州和成都则为九十文至一百文。百余年间，其价同样上涨了一倍至数倍。

　　清代棉布价格的有关资料，以匹或以尺计价者都很多，当时各地和各种棉布一匹的长度虽多数以三丈为准，但也不完全一致，有色布和白布的价格也有所不同。当时各地布一尺的具体价格据资料记载，其折算办法是：凡顺治至乾隆年间，银一两折算千文，嘉庆道光年间银两折钱千二百文，米麦顺治至乾隆每石折钱千文，嘉庆道光时折钱二千文。总的看来，白布与夏布之价，无甚差别，有色布比白布价略高一点，如乾隆时的山东曲阜，深兰布每尺五十八文，鱼白布则为四十四文。嘉庆年间在曲阜，也是青布比所有白布价高，但道光十七年，广西桂林的青布和昭平县的白布，则都为二十六文多。实际上，无论有色布或白布还都有粗细之分，同样的细布，当然有色者比白色布要高，白细布与粗蓝布之价，很难有多少差别，甚至前者有可能高于后者。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山东曲阜孔府在嘉庆二十三、二十五年期间，所有粗细布价全是每尺百文以上，最高的白布价是每尺百四十文，比全国各地和各个时期的布价，其中也包括曲阜在此前此后的所有布价，都高出一倍至几倍。其比嘉庆以前的曲阜布价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也高出价格过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它一反常态，普遍比道光年间的布价高出一二倍。同一种孔府档案，记载乾隆时的双京蓝布是每匹八钱，双京毛青布匹九钱，油墩布匹六钱五分。道光年间的青布为每匹千八百文，白漂布为匹千二百文。如以每匹三丈折算，乾隆时仅为每尺二十至三十文，道光时为每尺四十至六十文，绝无每尺高至百文以上的纪录。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京津和山东各地，常是制钱和京钱兼行，孔府档案有许多用京钱计价的记载，但有时标明京钱字样，有时则否。嘉庆廿三、廿五年所载各种布每尺百文以上准是用京钱算的，京钱二文仅合制钱一文，以百文和百四十文折半，则为尺布五十文至七十文，与前后各地的布价相差不远。第二，虚报冒领。还可能两种因素均有。所以孔府管事人员在财会账目上所记布价一般都比实际市价要高出不少。但也有部分如实报价的材料，如康熙年间的红布为每尺十七文，雍正时的夏布为十二文一尺等。

　　澄清了上述一些枝节问题以后，约略可以知道，顺治康熙时一般是每尺布十余文至二十文之谱，嘉庆道光时，则每尺约三十至四十文，其间多数在三十文上下浮动。约比顺治康熙时高涨一倍至二倍。

　　各 类 副 食

　　副食种类包括方面较多，现仅叙述荤食、蔬菜水果、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以及糕点等几种主要的常用副食价格。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鱼价一般是每斤二十文左右，猪肉是每斤三十至三十五文，牛肉约每斤二十五文。鸭蛋银一钱四十五个，鸡蛋一钱五十四个，折合制钱百文合买鸭蛋四斤或鸡蛋四斤半，每斤约合二十五与二十二文。但有的记载鸡蛋十六个银四分，鸭蛋六十个银一钱五分，则鸡鸭蛋每斤均为三十文左右。嘉庆道光时，鱼一斤二十五至四十文，猪肉一斤五六十文，少数高价有至七八十文者，牛羊肉三至五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熟鸡蛋一个四文，每斤应在二十五至五十文之谱。

　　蔬菜价格随精细品种不同而有差别，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白菜每斤一至三文，葱每斤五文，蒜台每斤八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梨十至二十文一斤，这些都是道光年间的市价。

　　康熙时，枣子每斤十六至二十五文，道光时，每斤约四十文。

　　食油的价格，无论是北方常吃的豆油与花生油，或是南方吃的菜油（亦名清油），都与猪肉的价钱相近，康熙时，每斤为三四十文，道光时，上涨至七八十文。食盐由于一向实行专卖制度，产销全由官府控制，而私盐又不常涌入市场，因此，其价格变动更为复杂，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区，其差价有大至十倍以上者。按正常的行情，康熙时，一斤约价十文，嘉庆道光时，同一资料记载，有十七八文者，有二十文者，有三十文者，但最少者每斤仅三至五文，最高达五十五文。酱醋之价不相上下，道光时，曲阜孔府陈醋一斤，报价八十六文，陈醋之价比一般食醋价往往高出一倍多，加以孔府账房所报账目绝大多数都有严重的虚报现象。按明代行情，酱醋一斤大体与食盐一斤之价相当，即每斤二十文不等。

　　黄烟有烟叶与烟丝之别，同是烟叶，也质量悬绝，即以道光一个时期而论，烟叶一斤最少仅为二三十文，最高有达二三百文者。以烟丝而论，以每斤二百文或三百文为常数。康熙时，烧酒一斤一百文，干酒为一百五十文，这是曲阜孔府虚报之价。道光时，有大量报导酒价的资料，一般每斤均在三十到六十文之间，最少者仅有十余文。道光时，白糖一斤约为二十至四十文，个别价昂为四十八文。茶叶一斤有六十四文者，有二百文者。

　　桃酥一斤有一百十几文者，有一百七十五文者，百粒糕一斤为二百四十文，鸡蛋糕一斤约二百七八十文。这都是嘉庆道光年间在曲阜孔府账房中所记的货价，其中虚假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大米每升或为七文，或为九至十文，雍正、乾隆初，每升也不过十余文，嘉庆十三年，江苏通州面粉一 斤计价二十文，而孔府于雍正七年所报面粉账为每斤七厘，合四十至五十文，至少虚报一倍。一般的糕点一斤约合面粉三四斤之价，即合制钱六十至八十文，精细点一斤约合面粉五六斤之价，即合制钱百文至百二十文。以此衡彼，孔府账房所报糕点之价，其虚数亦至少在一倍以上。

　　田 价

　　清代的地权和地价，由于商品交换的加剧而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现象，一种地权可以有几种买卖方式：一种叫绝卖。原卖主将土地出售后，地权便永远消失了，二种叫活卖。即在限期内将地权出售与人，契约规定期满允许卖主回赎，活卖期一般十年。三种叫典当，典当与活卖均可以回赎，是其相同点，但当卖与借贷有关，其典当年限也视借贷情况而定，因此，出卖与回赎的限制亦比活卖为多。四种是租佃或称租赁。租佃时，佃户不仅需要向原业主出备租金，而且须按年交纳地租。佃耕土地有的有永佃权，也有的没有，佃地人有不少还可以转佃。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鈥溓懊髦幸叮�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鈥︹�Ρ境�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鈥︹�χ燎�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雨。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鈥潯�

　　从叶梦珠的《阅世编》和钱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前期的地价变化同样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顺冶康熙年间，由于更多的原因，地价与明初一样十分低贱，有时甚至以田送人，人且不受，上等土地每亩不过数两，康熙后期，地价略见上涨，雍正摊丁入亩，又一度下落。乾隆时，其价稳定上升，但截至末年，每亩价未有达三十两者，从十八例档案分析，每亩过二十两者仅有四例，仅够全部材料的四分之一。道光时，所取档案十六例，每亩超过二十两者已达十例，超过了全数的六成，其中广西兴安每亩价高六十八两，浙江绍兴也每亩价将近六十两。因此，钱泳说，嘉道之际，地价每亩过五十两，是信而有征的。这时一般田土之价总在一亩二十两至三十五两之间。据此，对清代前期的地价可以总结如下：顺康之岁，每亩数两，乾隆时，亩价十至二十两，嘉道之际，则在二十至三十五两之间，但有少数地亩高达五六十两不等。

　　工 价

　　雇工种类不一，有日工（有的名零工、忙工）、短工（或月工、或二月，或为季工）、长工等。

　　日工和月工的工价应比长工高的多，因为日、月工全是在农忙劳动持续紧张的时刻应雇，无忙闲的调节机会。明代日工工价最少者为日银二分，合当时制钱十五六文，最多者日六分。清代顺治康熙时期，一般的也是日银二分至七分。明代人谓日取佣金四分，腹且不饱，清代也是如此。顺治康熙间，虽每日佣金有二至七分不等，个别高的城市佣工甚至高达每日一百文、二百文之多，但多数是每日佣金三至五分，即制钱三十至五十文。清初的月工工价有一月二钱、三钱、一两和一两八钱者，相差三五倍至十倍。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各种工价与清初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日工工价最少者为三十文，最多达二百文，但一般的为五十文至七十文，月工最少者为三百文，最多达一千五百文，但以八百文、一千文为常价，长工最少为三千文，最多至二十吊，但以十吊一年者为多。城市或城郊工价高，农村低。南方特别是江、浙、闽、广等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工价特点是悬殊不大，而且比较稳定。北方则有的很高，有的相当低，如道光三年，陕西甘泉长工一名高达二十千，同时候，甘肃、河南一带，则三千、五千者亦复不少。其所以然，盖因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正在形成，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商品都在酝酿出一个近似的市场价格，除非有特殊变故，一般不容易出现大涨大落现象。当然，南方地域广阔，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某些较偏僻贫苦的山区，情况与北方无异。东北地区多数都是劳工价格高，长工一般都在十千至十三千之间，年钱十六千者且不少。东北是一个新开化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但却人烟稀少，劳动力缺乏，关内许多先进的技术输送进去以后，社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工价比全国许多地区都高，而且是稳定的。这也是东北所以对关内许多人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