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第四卷 第十四章 山城“鸿门宴”

　　毛泽东走下飞机，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各党各派代表则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和毛泽东接近。

　　周恩来见状，立即离开毛泽东，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大声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

　　一大群记者一下子拥向周恩来，周恩来见毛泽东能够和各党各派代表们握手交谈，才笑着把纸包打开，向记者们分发“礼物”，即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在人群中首先发现年近古稀，银髯飘拂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不待人介绍，便迈过去，一见如故地说：

　　“你是张表老？您好！”

　　张澜紧握毛泽东的手，道：“润之先生好！您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同张澜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

　　蒋介石特地派侍从室组长陈希曾负责毛泽东的警卫，特别拨出一辆篷车供毛泽东专用，周恩来很客气地对陈希曾说：

　　“毛泽东同志暂住化龙桥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的山洞歇凉吧！”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赫尔利等，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去住所。

　　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参加会谈。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只好说一切问题愿听中共方面的意见，并重弹“中国无内战”的老调子。毛泽东即说：“如果说中国没有内战，这不是事实，而是欺骗！”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大量事实，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没有内战烟幕下而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

　　张群听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后，尴尬地说：“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毛泽东本来准备在重庆谈10天，由于蒋介石提不出具体谈判方案，陷于被动，只是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几个代表与共产党应付，周恩来、王若飞按照同毛泽东商定的方案，同他们具体谈判。谈判一直进行了44天。

　　蒋介石同毛泽东前后会谈了10次。蒋介石同毛泽东会谈回来，对陈希曾感叹道：“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但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此决心与精神决不可小视！”

　　蒋介石在与毛泽东几番会谈后，深感自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完了“放虎归山”，遂起冒天下之大不韪邪念，想软禁毛泽东，但又怕由此而失信于天下， “有碍国府声誉”。周恩来听到此消息后，亲自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爱国名将冯玉祥，恳请他们力谏蒋介石。于右任和冯玉祥一起见蒋介石面陈。于右任对蒋介石道：

　　“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不仅于和谈有碍，而且有损先生声誉，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不知此举妥否？请先生定夺。”

　　蒋介石听了，知道这是于右任与冯玉祥使的软刀子，十分恼怒，但又不好发作，于是道：“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又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只得打消了软禁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与各界人士交往。他先后会见了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由于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方便，张治中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白天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晚上仍回红岩去住。

　　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是毛泽东早年在广州工作时的老朋友，他同毛泽东促膝畅谈后赋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著名爱国大将冯玉祥设宴欢迎毛泽东。他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久久握手，向他热情问候，称赞毛泽东是国内和平、团结的象征。毛泽东赞许冯玉祥的进步倾向，激励他在晚年更加向人民贴近。

　　张澜听说毛泽东要去拜访他，喜出望外，兴由衷发，一阵熏风，活跃了静谧的寓所。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了他家门时，他热情地走出来迎接，同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入内室，促膝而谈。张澜说：

　　“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毛泽东道：“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毛泽东同张澜互称“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这时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

　　毛泽东还登门访问了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特别是来拜访他，十分高兴，谈话中对毛泽东寄予热切期望。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9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

　　陈立夫虽然在西安事变前，曾作过国共两党间的联系工作，但他是反对共产党最坚决的人，他认为与共产党和谈，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毛泽东同他一见面，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说：

　　“10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巧妙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希望陈立夫不要逆潮流而动，陈立夫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无以措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协宴会，一些在重庆的共产党、国民党要员、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有董必武、孙科、王若飞、冯玉祥、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郭沫若、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李德全、王昆仑、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等各方人士300余人，这是个盛大的集会，毛泽东成了宴会的中心人物，很多老朋友围拢着他，说他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

　　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一周后，才仓促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主要内容有4：

　　（1）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定决定。

　　（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

　　（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考虑。

　　（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将谈话要点交给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要他们严格按照要点精神与中共谈判。

　　一天上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手拿一首词向蒋介石报告说：

　　“毛泽东给柳亚子写了一首词，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词文在山城到处传咏，影响可大了。”

　　蒋介石很不高兴地问道：“什么词，给我念念。”

　　陈布雷便展开词文，摇头晃脑地念起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蒋介石惘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吗？

　　陈布雷回道：“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他自己写的。布雷所虑的，就是这首词。”

　　“为什么？”

　　“这首词填的非常得体。刚才布雷给几位词家看过，他们一致认为气韵高华，词采明丽，同时寄托遥深。现好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先生想想，我们的谈判还没有完毕，毛泽东已经在重庆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后果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吗？”

　　蒋介石思忖片刻，尔后说道：“陈主任，你想得很对，对付共产党我自有办法。不过，也不要为敌人张目。延安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也无法同我们的部队相比，我们是假谈真打，在谈判桌上设置种种障碍，使他们无法接受，只要谈判一破裂，我就动手了。”

　　蒋介石见毛泽东深受人们欢迎，显得特别烦躁，便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训道：

　　“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

　　国民党谈判代表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对谈判并无诚意，只是虚与委蛇。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再转给蒋介石，其要点是：

　　（1）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2）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3）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4）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结束党治，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9）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包括由国民政府召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中解放区的解决办法，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5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6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

　　（10）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重划军区，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11）党派平等合作必要办法。

　　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赫尔利和魏德迈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毛泽东气魄不凡，远非重庆国民党人士所能比拟，特别是周恩来在谈判桌上舌战群儒，震慑对手，在西方著名的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

　　9月8日至21日，国共双方代表共进行了7次谈判。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中共作了让步。周恩来说：

　　“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1A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A6，即中央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43个师；如果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军队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有20个师。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3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 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7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他们说，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不能超过5个军16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队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问题，应成为过去，解放区应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中共代表为避免和谈破裂，采取十分克制态度，在解放区问题上再作让步。提出冀、鲁、察、热4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

　　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4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割据地盘？”

　　周恩来大怒，斥责道：“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

　　赫尔利除极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外，又找毛泽东谈话说：

　　“中共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答道：“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中共为了打破僵局，再一次让步，提出：“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

　　蒋介石又加拒绝：“对于中共的新方案，我不答应。”

　　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在22日中断同国民党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