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第一卷 第十一章 “龙头大哥”

　　武昌首义之后12天，湖南第一个起来响应。湖南起义的领袖便是24岁的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人。15岁时毕业于南台高小，经姜守旦介绍，加入洪福会。华兴会成立时，他又参加过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工作。18 岁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肄业，并加入哥老会，受反清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06年赴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旋加入同盟会。湖南萍浏醴起义时，奉黄兴之命回国，任浏阳会党领袖李金奇为联络参谋。因遭清军突然搜捕，李金奇落水而死，焦达峰逃回日本。次年被推为同盟会调查部长，专任联络各省会党事；同孙武、胡瑛、张百发、邓文辉等在东京创立共进会，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纲领为“平均人权”，主张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联络会党发动起义。黄兴对成立共进会不满，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焦答曰：“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

　　黄兴道：“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

　　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1909年，焦达峰回国，在长沙建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他在浏阳县召集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的洪门会的“龙头大哥”30余人集会，经龙头大哥们抬举，焦达峰便成了“穿靴子上山”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成了会党首领。

　　焦达峰原与学界有紧密的联系，现又同会党有很深的关系，他有这两方面的条件，遂成为重要人物。

　　1911年10月，长沙新军酝酿起义。

　　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刘文锦。1909年刘文锦从保定速成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南京会见其兄、同盟会会员刘承烈，在那里结识同盟会会员邹永成。邹永成是湖南新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后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奔走于湘、桂、鄂、赣、苏、皖各省，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到苏州任新军第23混成协管带，在军中联络了不少同志，被清廷发觉，逃到南京。刘文锦在邹永成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南京别后，刘文锦到长沙进新军25混成协。邹永成赴日本留学。次年下半年，邹永成同谭人凤、宋教仁在东京密议加强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邹永成便回湖南，在长沙见到刘文锦，刘已是马队排长。邹便把东京商议的计划告诉他，要他在军队中设法组织革命党。邹永成还介绍吴任到新军当文案，暗中帮助刘文锦。

　　刘文锦在新军中组织革命党，发展很快，他把25混成协的革命同志严密地组织起来，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都由目兵担任。除了刘文锦、吴任之外，没有官长。虽然有几个官长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让他们知道。

　　1911年2月，谭人凤、刘承烈、谢介僧等来长沙设立起义机关，邹永成派人送信给刘文锦，要他同谭人凤联系。谭人凤约集文斐、刘文锦、陈作新、吴任、曾杰、文经纬、龙毓峻等人开秘密会议，推刘文锦负责军队的起义，文斐等负责学界鼓动，焦达峰、杨任、谢介僧等联络会党，龙毓峻筹集经费，文经纬在铁路协会与士绅联络。由于焦达峰当时在武汉，谭人凤便赴武汉同他商议。

　　刘文锦便在长沙天心阁三棱召集新军各标营代表开会，25混成协的步、马、炮、工程、辎重等队代表安定超、徐鸿斌、刘安邦等五六十人参加了会议。刘文锦道：

　　“清政不纲，国土日削，我辈为救亡图存光复祖国而革命，必须群策群力，方克有济，幸勿稍怀疑惧。”

　　话毕，旋即对江宣誓，共约死生，并由各个自行认定担任联络。

　　抚院探目汪子林、探兵刘宏德等在天心阁二楼喝茶，见到刘文锦召集这么多军人在楼上集会，便产生怀疑。会散后，找人打听，便有与会者年少气盛，言词间不免有所流露。汪子林等立刻向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杨文鼎大惊，即同协统萧良臣密议，认定刘文锦是“乱首”，但又怕在湖南动手杀害，会激起兵变。于是设计派刘文锦到北方买马，暗中嘱湖北新军统制张彪在途中把他杀掉。他们找马队管带张翼鹏前去商议。张在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托称刘文锦早已因酗酒滋事而被撤职，张又暗中通知刘逃走。

　　刘文锦脱离部队，去武汉。刘出走后，萧良臣又亲自到各营房大事搜查，没有得到证据。杨文鼎还想杀马队头目数人，以止乱源。张翼鹏道：

　　“这事未获实证，枉杀恐激起变乱。”

　　49标2营管带陈强亦是在日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也暗中帮助被侦探出在天心阁开会的目兵张海斌、徐鸿斌逃走，并嘱安定超、丁炳尧二人转告，叫他们各自小心，相机行动。由于张翼鹏、陈强两位管带暗中掩护同志，革命势力就一天天壮大起来。

　　湖南同盟会会员多在学界。在5月的铁路保路风潮中，又有湖南绅商学界的文斐、文经纬、龙璋、粟戡时、易宗羲、左学谦、黄瑛、姜济寰、曾杰、常治、龙铁元等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贾太傅祠为会址，掀起保路**，其中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派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协手合作为湖南起义打下基础。

　　刘文锦亡命武汉，对湖南的起义仍积极筹划，曾多次秘密函电湘中同志计划一切，但因那些大多数学界中的同盟会员们不主急进，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刘文锦又把活动目标直接转到新军中去。他写信给马队的党人刘安邦转告各位同志：“加紧组织，趁四川铁路风潮，即速起义。”

　　刘安邦在城东清水塘召集会议，到会者有200余人。刘安邦宣读了刘文锦的密函；各代表报告了工作进展状况，决议加紧宣传联络工作，务使全协目兵接受。会后，各代表分头去作，新军中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被开除的徐鸿斌又投入中路巡防营当哨官，把革命火种撒向巡防营中。

　　焦达峰同刘文锦在汉口相遇，刘以湖南军队中的组织相告，并写了秘密函件，介绍焦达峰到长沙，找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接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长沙，湖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正苦于缺乏领导时，焦达峰带着刘文锦的介绍信返回长沙，即与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见面，又召陈作新、丁炳尧、徐鸿斌等相见。焦达峰道：“奉同盟会命特派来湘联络同志响应武昌起义。”那新军党人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焦以甫行到湘，初次接洽，对新军之能否任此艰巨尚无把握，因言已于浏阳、平江方面联络洪门会多人，并购有手枪炸弹，须俟人械到齐，再与新军联络发难。

　　湖南巡抚余诚格刻意防范，与司道黄忠浩密谋，将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以散其势。又将驻各府州厅县的巡防队兵弁，拨回省城，听候调遣。再派多员稽查新军各兵士往来函电，凡新军函电概由稽查员拆阅，先行登记，不准径交兵士，各兵士亦不准擅发函电。

　　已是防不胜防，湖南的立宪派也积极行动起来。

　　湖南政学各界占有最大优势的是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谭延颛。那谭延墀字组安、组庵，号畏三，31岁，湖南茶陵人，是原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儿子，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次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事，对湖广总督瑞澄、湖南巡抚岑春萱诿过于人不满，曾以谘议局议长名义致电军机处、遭清廷申斥，渐生怨望。后赴北京，参加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他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他号称“文武全才”，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

　　湖南立宪派因独占谘议局地盘，可以公开活动，连官府也不敢奈何他们。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湖北立宪派汤化龙等人参加湖北军政府，给他们很大震动。武昌首义的第三天，蒋翊武派蓝综、庞光志拿着他的介绍信来长沙联络，由阎鸿飞陪同，见过谘议局的左学谦和常治等人。他们便并设法多方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在李藩国家中找到了陈作新。

　　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人，他本是个文人，曾捐了监生去应乡试，没有及第，作过家庭教师。1899年随唐才常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起义。1902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后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任新军25混成协炮队兵营排长，旋改步兵49标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1909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他任教官。次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时，他对管带陈强道：“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

　　陈强问道：“陈教官讲什么呀？”

　　“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我多嘴。”

　　陈强大惊，心想这人如此冒失大胆乱说，必会弄出事来，就装作不懂，喊道：“护兵，陈教官喝醉了酒，送他回去。”便借故辞了他的职。

　　陈作新失业后，便到李藩国家里教书，新军里的目兵同情他，常找他聚谈。陈作新自称和同盟会领袖孙文、黄兴是拜把兄弟，又是湖南革命十领袖之一，云云。

　　立宪派黄瑛、曹惠邀陈作新到自治公所商量。陈作新放言高论：“湖南如果要响应武昌起义，新军由我负责，只是巡防营和会党须与焦达峰商量。”

　　立宪派人求文经纬、易宗羲介绍认识焦达峰，约他到贾公祠见面。焦达峰正在运动各界参加起义，毫不犹豫地同立宪派商定，由他担任联络会党的任务，惟以清室铁桶江山，不易破毁，仍主张采纳烧毁教堂洋行，捣毁学校之手段。文经纬、易宗羲力劝勿扰乱秩序，以至垂涕。

　　立宪派人对陈作新不够信任，认为此人爱说大话，常信口开河。陈作新虽说过“新军由我负责”，总觉得陈作新不为新军所信，事体重大，若仅恃陈一人接洽，未能坚信，乃托陈直接间接转知新军士兵，派代表接头，以便互相认识，利于行动。于是，陈作新就邀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安定超到福寿楼与政商学各界代表黄瑛、左学谦、黄翼球等见面。安定超是刘文锦离开后新军中革命党的核心人物。

　　安定超同邹永成商量是否去同立宪派人见面，邹永成道：

　　“此辈是临时投机的，最不可靠，我是决不去的，你们去时也得小心些，不要上他们当。”

　　40余人来到福寿楼聚会，先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的焦达峰，次来者陈作新，那些长袍短套、不伦不类的代表也陆续来到。

　　士绅们问焦达峰：“浏阳可到多少兵马？”

　　焦答曰：“至少2万人。”

　　“进城时有什么标识？”

　　“青衣青包头。”

　　“带来多少炮火？”

　　焦达峰毫不在意地随口答道：“没有炮火。今日局势，只须10个洋油桶，10挂万子鞭炮，即可将抚衙门攻下。”

　　有人突然发现抚署的侦探唐满老鸦正坐在这家茶馆里，会议中途散去。焦达峰即去浏阳联络会党。

　　次日，陈作新邀集部分新军代表到小吴门外义冢山开会，30余人到会，推安定超、刘安邦、徐鸿斌分别指挥新军。巡防队于10月20日起义，由成邦杰等通知哥老会响应。

　　10月18日，焦达峰返回长沙，因他联络的会党未到齐，便召陈作新、安定超、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徐鸿斌、左学谦、阎鸿飞、成邦杰、粟戡时、黄瑛、文斐等100余人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开会，决定21日起义，由炮兵营举火为号。

　　21日夜始终未见火光，原来清军防范很严，炮兵营没有举火机会，没能起义。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是急不可耐，在营士兵不论白天晚上，操场讲堂，三五人一碰头，议论纷纷，群情激动，有一触即发之势。官长对各代表外出不敢过问，对于在营士兵的议论也不去管，偶尔碰到，则装作不闻不见，悄悄地走开。

　　湖南巡抚余诚格知道新军不可靠，就同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兼中路巡防营统领的黄忠浩商量，将巡防营的枪、炮、子弹都收缴存军装局，每营只留10小箱，作警卫之用。新军的子弹已收缴，新军部分部队已调驻岳州、临湘、宁乡、盖阳等地，各县的巡防队15营则调防省城。

　　黄忠浩有“小诸葛”之称，他由文人而任武职，足智多谋，余诚格对黄倚之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黄同绅商学界都有广泛联系。立宪派人甚至曾想拥他当湖南都督。他最初心存观望，派心腹去武汉侦探革命军是否取得武胜关，如果取了武胜关，他便响应，否则便帮清朝“戡平祸乱”。侦探回报武胜关仍在清军手里。21 日起义没能发动，次日上午，余诚格、黄忠浩便听到消息，商量用大炮对新军营房轰击。

　　安定超21日夜未见火光，认为事情已迫不可缓，于22日拂晓向前来报告消息的炮队同志李金山道：

　　“汝速回营准备，听枪声轰动，当齐集发难也。”

　　安定超并派人分头通知新军各标营和巡防队准备。

　　22日是星期日。安定超于8时便率领49标士兵发难了。

　　这日8时，安定超要谭满芳在操场吹紧急集合哨子，2营左队把营部军装库打开，军需长问他们：“到底什么事？”

　　安定超道：“今天起义，你听命令好了。”

　　每个目兵得10发子弹。官长不知何事，个个大惊失色地望着。

　　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枪，向目兵演说革命意义，并传禁令：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不准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未遇敌人反抗，不准随便放枪；不准取民间物品。

　　违令者就地正法。

　　安定超命令：彭友胜率49标2营后队会同50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水池军装局；李金山率炮队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他自己率49标2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3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起义队伍分途出发，旧官长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同去。旧官长易棠龄问：“你们干什么事？”

　　一个目兵拿出刀来：“今天我们起义，你要反对，便先杀你。”易不敢反抗，跟着队伍进北门。

　　黄忠浩已下命令要各营管带督促士兵，严密防守城门，不使新军入城，准其开枪制止。令各营管带派兵巡逻四城，缉捕革命党人防止暴动。但各路防营士兵要求改善待遇，未得解决，军心涣散。

　　彭友胜率一路起义队伍开到北门，守北门者为巡防营管带赵春霆，他早已被部下徐鸿斌联络成熟，故起义军入城时，他便列队举枪致敬。

　　守军装局军械弹药库的是巡防8队，起义部队赶到，那已被联络的王鑫涛、周福堂、易尚志便开库门。新军目兵猝见大批枪弹，如获至宝，各各尽量饱装；又见拨壳枪枝，知是利器，而未谙用法，则坏其壳而取其枪。

　　安定超等到达小吴门，巡防营管带已命目兵将城门关闭，并令向起义军射击。目兵却不放枪，但也不开城门，彼此相视而笑，毫无敌意。相持1小时余。安定超命炮队退到教场坪，将炮架起，装作将射击恣态。恰在这时，在城内的工兵代表赖福春来到城门口，见城门虽闭，尚未加锁，就上前摇落门杠，守兵也不加阻止，城门豁然洞开，起义军一拥而进。

　　安定超一队起义部队也来到军装局取军械弹药，见身穿便衣的焦达峰被兵士捉住，便上前解释，请他们放人，原来兵士不认识焦达峰，见他拿枪在军装局往来，以为他是奸细，便把他捉住。

　　谭延遹正在抚署同余诚格议事，忽一仆至，称报新军攻城，余诚格道：“没有的事，再去打听。”

　　谭延即欲辞去，起身道：

　　“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谈。”

　　余诚格亦起身解释道：“今日新军开往株洲，他们误会了，所以才说新军攻城。”

　　谭延韻刚欲下楼，又一仆至，道：“报告大人，新军进城了！”

　　余诚格还是不信：“没有的事，再打听罢。”

　　谭、余刚下楼梯，又一仆至：“报告大人，新军已到了贡院东街！”

　　余亦不信：“没有的事！”但他又道：“你们准备去罢。”

　　余对谭道：“回去拜上老太太，请她老人家放心，没有甚么事，不要紧的。”

　　谭延恉向余诚格点头而别。

　　新军到抚署，抚署卫队即投诚。余诚格见势变，出来向起义军士兵道：“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他令仆人将他亲书在白布上“大汉”的标语悬挂在桅杆上，自己便进堂内，钻进后院的洞内，逃往小西门外的洋行，乘轮避往上海。

　　黄忠浩听说势变，便骑马带领几个卫兵奔往城门指挥，同一队起义军相迎。起义军并不认识黄忠浩，黄的卫兵故意大声道：“这就是黄忠洁。”起义军立即把黄忠浩击毙，尸体落下马去。

　　新军占领了长沙城，整个起义过程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抗。

　　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问题，一些同革命党人有联系的士绅参加了会议。

　　焦达峰首先讲话：“我是奉孙文的命令来的。孙将湖南的事交给了我。”于是，大家推焦达峰力湖南都督。

　　陈作新忽然当众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

　　焦达峰道：“原议并无副都督一职，湖北也没设副都督，你当都督好了。”

　　“我不是和你争都督，我只要当副都督。”

　　同陈作新私交很厚的黄瑛见焦、陈意见分歧，便小声地对常治道：“你的声音洪亮，你就提名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由大家去决定。”

　　大家听到常治的提议，一阵掌声通过了。

　　焦达峰提议推举谭延闿为民政部长，阎鸿飞为军务部长，一致通过。

　　新政权一成立，立宪派便开始争夺领导权。22日晚，军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谭延飏突然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的计划。焦达峰道：“这件事，明天再讨论如何？”

　　谭延玑坚持：“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

　　焦达峰询问大家的意见。曾杰、吴孔铎同意设立。文经纬道：“议会是应该设立，但现在就设，未免为时过早，我们的一切设施，都在草创时期，此刻设立议会，可能对革命政府的工作，发生牵制。”

　　大家急于散会休息，对文经纬的意见没有注意，就匆匆忙忙决定设立临时参议院。

　　次日清晨，谭延昉便将临时参议员名单交给焦达峰，请求即发聘书。

　　这天下午，谭延闿便召开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次会议，这些议员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会议选举谭延闿为议长。临时参议院一成立，便要夺都督之权力，制订《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命令必先送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才可发交各属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认为应该兴革的事宜，可先行议决送请都督发交各属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时，可以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当即执行。照这样做来，临时参议院总揽一切大权，都督只是个傀儡而已。

　　焦达峰看到《都督发令条例》，愤然道：“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先行取消参议院。”

　　谭人凤于当月26日到达长沙，看到这种情形，不满地道：

　　“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

　　30日，在谘议局开会商议都督府各机关组织职能时，谭人凤、曾杰、阎鸿飞等坚决主张取消临时参议院和军政府，另订章程，一切军事、行政、理财、司法均由都督掌握。这个主张得到多数人赞成。

　　次日，焦达峰召集全省各界开会，公布取消各机关，谭延闿当场辞去临时参议院议长之职，愤愤而去。

　　起义的新军驻长沙的人数不多，军政府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准备援鄂，便招兵买马。应募入伍的新兵有会党群众，他们是焦达峰联络来长沙参加起义的各地洪门会会员，他们涌入长沙：“焦大哥作都督，吾洪家天下矣。”这些人无器械，无戎装，则皆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是汉官威仪，若戏剧中之武伶装束。应募入伍的还有青年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一个革命党人来校作鼓吹革命演讲，毛泽东和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朝政府，号召同学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建立民国。

　　毛泽东异常兴奋，认为武汉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需要更多的人去参加战斗。他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弃学从戎，参加革命军。但是，毛泽东不愿参加由学生入伍组成的学生军，认为学生军的基础太复杂，而去正规军报名投军，被编入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他在营内同班长以及大多数士兵交了朋友，被称为“秀才”。还同士兵们热烈地议论社会主义问题。

　　招募新兵，以49标各营为基础，添募部分巡防兵，新编独立第1协，在协统王隆中率领下乘轮船赴鄂。这支部队开拔后，使湖南革命党的实力处于空虚状态，因新军49标是发动长沙起义的主要力量。

　　独立第1协开拔后的第三天，即取消参议院的那一天，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害了。

　　发动叛变的是原新军50标第2营管带梅馨。长沙起义后，军政府不仅留用了他，还任命他当标统。梅馨不满足，要当协统。焦达峰也同意。但他又不愿受镇统的管辖，要当独立混成协协统。焦达峰道：“独立协的名目，原议是没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后再说。”

　　梅馨很不高兴，便在士兵中煽惑：“焦达峰只有会党，不喜欢新军，我们不杀他，他就会解散我们。”士兵中早有对焦达峰用人以会党分子为多不平。焦、陈两都督亦自知不满人意，屡次出有谕帖，声明草创伊始，用人行赏多有未当，此后应由士兵具折呈报，按照升赏；委任各种人员，应由各总机关甄别去留。另有一部分士兵没有发饷，对焦、陈强烈不满。焦、陈对于自己私人又特别照顾，又引起士兵不满。梅馨便同部下吴家铨、袁富荣密谋杀焦、陈两都督，由吴家铨领一队至都督府杀焦，袁富荣领另一队趋北门杀陈。

　　这日，都督府忽然接到报告，说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都督府正在商议，忽又有人对陈作新道：“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自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

　　陈作新办事素来漫不经心，匆忙带了卫队两棚，亲自骑马向和丰洋火局进发。路经文昌阁附近一家成衣铺门前，袁富荣带领的预伏在那里的一队叛军拥出，将卫队缴械，另有一叛兵使马刀劈向陈作新，陈拔枪不及，跳下马来，抓起一条板凳，将那人砸死，陈作新连中几枪，倒地而亡。

　　吴家铨一队叛军冲入都督府，假索饷为名，要焦达峰接见，那焦达峰和从浏阳赶来的会党领袖龚春台共进午餐，听卫兵报告，把龚春台送出仪门，与叛兵相撞，叛兵将焦达峰拥出府门，达峰道：“你们要怎么办？”

　　叛兵道：“要杀你。”

　　“要杀就在这里。”焦达峰说完，就在都督府前坪立着不动。

　　叛兵乱刀将焦达峰砍死。吴家铨用马刀割下焦达峰衣襟，蘸着血在照壁上写：“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

　　写毕，用脚踢几下尸体，便结队往东而去。

　　叛兵涌到戥子桥谭延闿寓所，哗呼：“谁为谭延闿？”

　　谭延闿不明来意，坚不肯出，叛兵将他抬上轿子拥入都督府，推他为都督。谭延闿赏叛兵500金。

　　谭延闿虽任都督，湖南局势仍动荡不安。长沙城内风传，革命党人要为焦、陈报仇。黄兴得知湖南形势，派人给谭人凤、周震麟送去一封长信，要他们稳定湖南局势。湖南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既然谭延闿已被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

　　周震麟等召集新旧两军集会，发表演说，旌恤了焦、陈两都督，以明是非；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相互歧视、排斥，严守纪律。那谭延闿令厚葬焦陈二人，亲往致祭。

　　湖南援鄂部队开至鲇鱼套，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以分革命之势，亦惟有沫血饮泣，与清军拚生死而已。

　　谭延闿任都督，立宪派人在湖南掌握大权。常德巡防营西路统领陈斌升便杀害焦达峰派去的西路招讨使、同盟会会员杨任，剖腹取心致祭黄忠浩，造成复辟惨案。

　　但谭延见黄兴、周震麟、程潜等同盟会人胸襟开阔，深受感染，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能接受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几个月后，他也参加了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