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赏析 苏轼诗词·宋朝(8)
2、这种风格的形成，还取决于该词是以叙述和议论米来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古人云，作词的材料不过是情景两端，注重写客观之景的词人，往往是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一般都是将景物作为抒情的衬托。但苏轼这首词却不然。上阙是叙述，描写了一个出猎的场面；下阙则是议论吐露胸臆，直呈壮志。以议论来入词，当是一般词家所看不惯的，认为这不是词的本色。苏拭在该词中把议论、述志、抒情，熔成一体，将个人的身世感慨、怨愤、希望一概都寄之于词。议论中间，宛然有一个作者自我形象的存在。这种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就同委婉细微、曲折见义的婉约词是大相径庭了，使词呈现出感情外溢、气度开张的特色，自有一种感人的魅力。
三、这首词体例驰骋挺拔，语言平易浅显，不雕绘，不著色，不单纯追求文字的华丽和工巧。像“左牵黄，右擎苍。”写的多么自然，一个“卷”字又是多么有力。“鬓微霜，又何妨！”简直是置地作金石之声。上阙“亲射狼”的“射”字；下阙“射天狼”的“射”字，又可以看成是词中之“眼”。看来不是经意的，实际上却非常有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特色和这首词的词调、规定要多用短句子，节奏要轻快，音节要响亮，这些配合起来，才能收到自然、一气贯注的效果。这不仅有助于作者壮烈情怀的抒发，还造成了豪放词特有的韵律之美。难怪苏轼让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
四、典故运用贴切、自然。这首词共用了三个典故，前两个用了三国时东吴孙权的典故和汉文帝时魏尚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用历史人物自比。孙权射虎的典故，说明自己年富力强，壮志犹存；而赦免魏尚的典故，又说明他自己盼望朝廷能加以录用，在反侵略的战争里为国立功。这两个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熟典，而不是僻典，并不晦涩难懂，自然贴切，切合其事，有助于突出作者的自我形象。“西北望，射天狼。”用了屈原《九歌.东君》中的“举长矢兮射天狼”一句，作者用此来表明自己抵御外敌入侵的决心。该典故用在此与出猎的场景相吻合，与作者此时此地的心境也相合。我们读起来简直看不出是在用典，用典如同口出，不露痕迹。这种符合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用典，决不是那种堆砌用典、卖弄学问的作者所可以比拟的。
在这首词之后，苏轼还写了豪放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中秋》等。这些词使苏轼成了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我国词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