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汉的金文历史

　　相较于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自那时起，人们对青铜器及其上铭文的关注也拉开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认为汉至唐这一时期所出青铜器多被视为祥瑞之物，且缺乏专门著作，并因此忽略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文做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