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2)
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捷克仍被划归德意志管辖，新教派别在那里仍然没有信仰自由，于是，夸美纽斯在1648年又回到波兰。两年后被选为主教，成为兄弟会的领袖之一。这时，他接受匈牙利的邀请，任其首都的教育顾问。在这期间，他又写成一系列教育论著，如《论天赋才能的培养》(1650年)、《泛智学校》(1651)、《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1653年)、以及《世界图解》(1654年以前写成)等。
1654年，夸美纽斯返回波兰，1656年，因波兰与瑞典交战，他转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避难，在颠沛流离之中，继续进行为兄弟会流亡者争取同情与援助的活动。与此同时，夸美纽斯筹划出版自己的教育著作全集，并写成《走出经院哲学的迷宫》(1657年)、《和平天使》(1667年)等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1670年11月15日，客逝于荷兰。
夸美纽斯的一生，正处在阶级矛盾和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
代。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物和新教教派的成员、领袖，他的世界观充满了新与旧的矛盾。在社会政治观上，他痛恨天主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专横统治，忧虑祖国的灾难与沉沦，对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但他幻想通过普及知识来进行社会的改革，这反映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自然观上，他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笃信上帝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但他受时代与自然科学的引导，又重视大自然的存在及其威力，也重视人的积极创造能力，他赞美“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人本身是一个“小宇宙”。这种观点和已往的宗教迷信只把人看作是对神意的屈服者而不能有任何作为的观点有很大分歧，反映了夸美纽斯哲学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尤其体现在他的感觉论的认识论之中，他强调人具有通过对外物的感觉而获取无限知识的能力。他提出：“人的知觉的进程是个无底的深渊”，人的心理在“天内天外都找不出一个界限”，反映了他要求人去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观点，以及他对于万物的可认识性的承认。他接受了他同时代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的“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自然和物质是研究的对象”这种论断的深刻影响，提出感觉是认识的第一步。这种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感觉论的认识论成为他的教学理论的主要基础。这在当时是有很大进步性的。
夸美纽斯以极大的热情、长期从事研究的“泛智”思想，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世界观的进步性。所谓“泛智”，就是使所有的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广泛、全面的知识，并使智慧得到普遍的发展。夸美纽斯认为，应该研究并总结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而且要求人人都应掌握这种对于现世生活有益的、有用的知识。因为只有通过广泛地普及知识，才有助于消除轻视研究实际事物的习气，使人类的智慧得到普遍的发展，从而培养出善于处理各种事务、胜任各种实际活动的人。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反对宗教蒙昧主义，提倡认识客观世界和发展科学的时代精神，以及广泛发展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意义。夸美纽斯关于普及教育的民主要求，以及改革旧学校的一系列主张与活动，都与他的“泛智”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在《大教学论》中，他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基本主张出发，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泛智学校》一书是他为实现泛智教育、开办新型学校而拟定的七年制学校工作规划，他并且在匈牙利开办过泛智学校的前三个年级；他所编写的教科书，则从教学内容上体现了“泛智”的要求，是实施泛智教育的主要教材。由此可见，“泛智”思想是夸美纽斯一生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的核心，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和他的进步的世界观不可分割的。
二、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夸美纽斯高度评价了教育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认为“教会与国家的改良在于青年得到合适的教导”。他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社会道德普遍堕落的现象，从而减少黑暗与倾轧，得到光明与和平。同时他坚信，受过良好教养的民族，将善于利用自然力和地下宝藏，把土地耕种得“像在天堂里”那样好，还可以扫除愚昧和贫困，从而生活得富足、幸福。
夸美纽斯还高度评价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人生来便具有“学问”、“道德”和“虔信”的“种子”，但是，它们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所受的教育。他说：“假如要去形成一个人，那便必须由教育去形成”，“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他特别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赞美人的智慧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去，因而自然能够获得关于万物的知识。他把人的头脑称做“思想的工场”，比喻为能够接受刻印。制成各种形象的蜡，“它能够接纳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他赞叹人是奇妙的“小宇宙”。他认为人的心灵生来“什么都没有写，但是什么都能写上”，而且它没有限度，可以不断地书写、雕镂；他又把人的心灵比做园地中的泥土，可以栽种各色花木，结出累累果实。他以这些比喻说明，只要教师像高明的画家和辛勤的园丁那样，肯于努力又讲求工作艺术，那么，人的知识和智慧是可以无限地发展起来的。
为了说明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得到发展，夸美纽斯批驳了那种所谓有的儿童由于“智力迟钝”而不宜学习的论调，指出事实上智力极低的人犹如生来便没有手脚的人一样，是极其少见的。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差不多找不出一块模糊的镜子模糊到了完全反映不出任何影像的田地，我们也差不多找不出一块粗糙的板子粗糙到了完全不能刻上什么东西的地步。”而且，即使如此的话，镜子还可擦干净，木板也可以先刨平。“同样，假如教员肯充分卖力气，人们是可以琢磨好的。”因此，夸美纽斯告诫教师，不要对儿童的发展失去信心，更不要轻易武断地把儿童视为难于教育而放弃自己应有的努力。
在对于人的看法上，夸美纽斯还强调人的身心是和谐的，他说：“人的本身，里外都只是一种和谐。”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在身体、智慧、德行和信仰几方面和谐发展的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世界观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鼓吹实行禁欲主义，通过折磨肉体来拯救灵魂。夸美纽斯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他认为：“身体不独是推理的灵魂的住所，而且也是灵魂的工具”，因此十分重视保持身体的健康强壮，要求家庭和学校都应注意使儿童的生活与学习有规律、有节制，合理安排运动与休息，形成强健的身体以促进智慧的发展。在发展智慧方面，他认为既要传授丰富的有用的知识，又要注意发展语言，培养朗读、谈话、书写和唱歌等技能。夸美纽斯也非常重视儿童的道德教育，要求“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理之前，极早就去叮咛”，“希望德行的实践能够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针对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高级僧侣的腐化堕落与偏见，他要求培养贤明、公正、勇敢和节制等品质。和他的宗教思想紧密相关，他要求进行道德教育时，要养成对宗教的虔诚信仰。
夸美纽斯把人的和谐发展建基于人具有所谓天赋的“种子”之上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他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皈依上帝，为“永生”做好准备，这同样使他对教育目的的看法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和中世纪封建的和宗教的教育那种只盲目崇拜神的权威，全然不管学生个人发展的僵化的教育目的相比，夸美纽斯所提的教育目的又却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他所要培养的在体力、智力、道德、信仰诸方面都发展的新人，正是新兴资产阶级极力摆脱封建桎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文化所需要的新人，这也正是夸美纽斯关于教育作用与目的的见解的实质。
三、论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从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这一要求出发，夸美纽斯认为，必须改革中世纪经院主义性质的学校。他尖锐批评了旧学校的种种弊病，认为它只以无用的死的文字材料填塞学生的头脑，而不重视认识实际事物；它只靠死记硬背让学生记住许多没有价值的结论，而不是通过观察与思考学习有益的知识。这就造成了学习时间与儿童精力的极大浪费。加之方法不当，纪律严酷，“以致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的才智的屠宰场。”夸美纽斯认为这样的学校是违背自然的；改革这种学校教育，必须在各方面遵循自然，这就是贯串在夸美纽斯全部教育思想中的教育必须适应自然的原则。当时，正是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突破宗教迷信观点束缚，重新认识自然，讴歌自然的时代，研究与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在各个实践及各种学科领域都广泛开展起来，夸美纽斯提出的
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也正是这一时代要求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
夸美纽斯认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起支配作用的普遍法则，他称其为“秩序”或“事物的灵魂”。他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因而人的发展以及对人进行教育的活动，也应服从这一普遍法则。他提出，“学校改良的基础应当是一切事物里面的恰切的秩序”。例如，在《大教学论》中，在“自然遵守合适的时机”这一“法则”之下，他列举鸟类在气候温暖适宜的春天而不是在寒冬或炎夏孵化小鸟，园丁和建筑师也选择适宜的季节进行种植和建造房屋等事例，说明适应自然的教育亦应从人类的春天——儿童时期开始；在一天之中，又是早晨最适于学习。
在对教育必须适应自然的论述中，夸美纽斯大量引用人类运用机械原理的许多实例，如钟和船的运行、大炮发射以及印刷术等等，说明一切事物只要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和谐的组合，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并获得成功。因此，他要求在学校工作中也要“把时间、科目和方法巧妙地加以安排”，教育工作就同样可以进行得迅捷、省力而又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