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破产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是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的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至此，战争转入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阶段。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进攻作战。随后，陈谢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陈粟率领的解放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恢复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重镇武汉。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解放军的作战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战局再发展下去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了。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协议，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期间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国民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由于旧民主主义对人民民主主义的排拒性，某些党派和个人更竭力地宣传中间路线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主张，为实现中间路线扩大中间派势力而奔走呼号。

　　1946年11月25日，国民大会召开10天之后，民盟负责人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南京龙门酒家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并由罗隆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书面谈话说：“中国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民主。但团结、统一、和平是国家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因此，民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节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我们过去是这样的看法，在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从今年2月政协闭幕后直到今天，民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第二反对内战。”“中国当前有无数个问题待解决，但最紧要的问题是停止国共两党的武力战争。我们民盟认清了这个重大关键，因此我们愿保持在内战环境中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节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的真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 以上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就是：站在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民盟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也是其他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上，发表了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这是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中间路线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张文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调和美苏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以上说的是“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

　　接着他论述“国共两党之中间”。他说：“国民党虽没有明明白白主张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共产党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所谓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须知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这真是康庄大道。”“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

　　总之，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介于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路线。

　　“站在第三方面”，极力鼓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人，是施复亮。他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间派的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的时候，连续发表文章，加紧进行中间路线的宣传。综观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轮廓和各个方面。他所阐述的中间路线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中间派的社会基础。

　　施复亮说，中国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中间派的政治基础是很广大的，也就是说中间派是广大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间派代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又很广大，所以施复亮认为中间派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中间派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间派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工人、贫农和一切失业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态度。

　　第二，中间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施复亮说：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任何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来实行社会主义。中间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中间派在行动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都想走这样的道路。

　　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

　　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 “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

　　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 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

　　第三，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发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发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发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四，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

　　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必须全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 年10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共产党是不起作用的。10月2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11月 6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