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

　　革命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常常这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强国。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不是很好吗？可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自己行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失败告终或没有任何成果的事实，岂止一个戊戌变法？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从更深的程度上考虑问题。

　　经过17年革命斗争之后，毛泽东这样总结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个原则在外国情况如何，我们不去讨论，它在中国的确实性已被革命史证明了。下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况。

　　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筹建时就确定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和原则上的肯定。中共成立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中共用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发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发动劳动立法运动。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罢工运动**。同时中共领导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工作。不久，发生了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打击，**低落下去。二七的失败证明了两点：（1）工人孤立地进行斗争是不行的；（2）只进行政治罢工是不行的。

　　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反帝斗争**。这次运动规模极大，动员起来的群众非常之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从它的直接目标来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在这里暴露了城市群众运动在完成革命任务上的局限性。

　　在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工人运动与城市群众运动的同时，中共也开始了革命武装方面的活动，它们是：（1）建立工人纠察队。（2）组织农民自卫军。（3）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4）搞城市武装起义。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为主要革命手段进行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见：

　　1.关于工人纠察队。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罢工运动中，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

　　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武装自卫之决议案》，其中说：在革命运动中，各地的军阀余孽、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矿主等，或破坏工会组织，或阻挠工会发展，或捣毁工会，或密谋捕杀工人领袖，或勾结土匪组织暗杀队危害工会等等，迭出不穷，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因此大会决定：全省总工会应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应设工人纠察队干部队，经常轮流训练各级工人纠察队之干部人材；各地工会应轮流派人来干部队，以受实际训练。《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为巩卫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起见”，特组织“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1927年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一个《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其中规定“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 1927年4、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说：“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这种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同时建立工人武装，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这已经突现了武装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2.关于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同时，就组织农团或农民自卫军。1923 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散发的《农会利益》传单中有两项条文，其一“防止盗贼”条说：“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贼。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其二“抵抗战乱”条说：“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此后成立的广东农会，它的章程正式规定“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组织农民武装完全出自农会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写道：“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192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了一个《告农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1926年7月12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 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

　　中国共产党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 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共产党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

　　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按指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从以上引证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1）中共认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因此应该重视军事工作。（2）中共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帮助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3）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中共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1926年10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10月16 日孙部夏超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超。共产党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超被孙军击败而没发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19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超过36万人。2月21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发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月21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0万人。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共产党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事隔多年之后，中共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共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发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

　　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中共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

　　（1）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力 ——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政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4）“革命军队是主体。”“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做革命战争的“主体”。（5）“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共产党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发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中共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共产党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共产党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 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中共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中共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中共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