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生物学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我国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学知识也逐渐传到我国。最初传进来的是人体解剖学知识。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 1576—1630）曾著《人身说概》，比较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这方面的知识。随后在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Paremin 16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绍过当时的西方解剖学知识。而此期间，另一些西方人编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狮子说》、《鹰论》、《职方外记》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的动植物学知识。

　　1858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我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传播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全书分为8卷，约35000字，有插图200多幅，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细胞等等。此外，书中还述说了雌、雄蕊在**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用了很多较好的植物学名词和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植物学内容。这些词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则是他创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态和组织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细胞；分类等级的“科”，以及各种科的名称，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上世纪末我国还出现一些传播西方生物学的小册子，如《植物图说》、《植物学须知》和《动物学须知》。当时会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也有《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等一些有关生物学的书籍。另外，1876年创刊的我国最早的一种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也曾刊登过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文章。总的来说，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学知识虽然开始在我国有所传播，但内容简单，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它还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国后，出于商业和学术等诸多目的，千方百计地从我国收集有关生物资源的情报资料，并进而大举在我国收集动植物种苗和标本。象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韦廉臣就曾在我国的东北收集过植物标本。他们的这种举动，既给西方带去了大量的生物资源，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生物科学的发展，并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刺激了我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物种类众多的大国。因此，当明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国，马上注意到我国生物资源的丰富，动植物种类的繁多。首先是传教士想方设法搜集动植物资源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和当时来华的商人一起将所能得到的各种动植物种苗送回西方。稍后，不仅传教士和商人，许多来华的军人、外交使团人员、海关官员、旅行者、探险者都曾在我国采集动植物标本。著名者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David）、赖神甫（J.M.Delavay）、法盖斯、苏里和韩伯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英国驻华领事人员汉斯、郇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园派出的威尔逊（E.H.Wilson）、福雷斯特、和进入我国海关的韩尔礼（A.Henry）；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普塔宁、科兹洛夫、植物学家马克西姆维兹、科马洛夫；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安得思、蒲伯、美国农业部雇员梅耶、罗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植物学家史密斯；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等都在我国采集过大量生物标本。这些标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对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以后生物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它为我国后来的生物分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模式标本流落在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献也都在国外，这使得我国自己的分类学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困难重重。

　　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的统治阶层初步意识到我国的落后，于是，不得不搞点“洋务”、翻译些西方书籍，显示出一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随之便出现了一些翻译和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机构，如1862 年清政府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后二年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地设立广方言馆。1866年，设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上海机械学堂。1874 年，还有西方人倡设但有部分中国人参加的格致书院。但是上世纪这些学堂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些学堂主要教授外语、工业技术或军事，基本与生物学无关，只有 1893年湖北设立的自强学堂设有博物科，讲授动、植物课程。但由于师资困难等原因，于1897年停办。

　　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的专业刊物。此刊出版时间长达10年，共出版了315期。在《农学报》上刊出的文章主要是译文，有不少与生物学有关。如《论橡胶》、《植物始产诸地》、《论稻中成分之转移》、《论植物吸取地质多寡之率》、《阿芙蓉考》；日本宇田川榕庵编译的《植学启原》，松村任三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名汇》，以及 “论益虫”、《普通动物学》、《日本昆虫学》等等。负责出版《农学报》的农学会还于本世纪初期翻译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其中有《森林学》和《造林学》等。

　　190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钟观光等创办的《科学世界》，也刊载了一些传播生物学知识的文章。诸如《原生物》、《论动物学之效用》、《动物与外界之关系》、《人类与猿之比较》、及虞和钦的《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植物受精说》、《植物吸收淡气之新实验》；虞和寅的《植物学略史》，虞翼祖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斋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等等。

　　在本世纪初，介绍生物学知识比较多的有上海宏文馆薛蛰龙等办的《理学杂志》。其1906 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有神武的《说蚊》，公侠（即薛蛰龙）的《植物与日光的关系》（第二、三期连载），仲箎的《野外植物》（第二、三、四、六期连载），侠民的《植物学语汇》（第二期连载）。第二期有金一的《人猿同祖说》，公侠的《论动物之本能与其习惯》。1907年继续刊出的第三期有金一的《蚕性说》，公侠的《我国中世代之植物》，志群的《植物园构设法》（第四、五期连载）。第四期有松岑的《动物之彩色观》、《拔克台里亚（细菌）广论》。第五期刊有十九世纪5 位德国植物学家的照片，登载了清任的《蚕体解剖学》，国城的《植物品种之改良》，公侠的《昆虫采集之预备》（第六期连载），《十九世纪德国植物学家略传》，《植物研究会缘起》。还节录了福勃士和赫姆斯莱的《中国植物名录》的部分内容编成《中国植物之种类》。第六期有凤尾生的《生物之道德观》，仲箎的《养蚕谈》以及《犬与狼及豹之关系》。据《植物园构设法》一文介绍，至迟在1906年，京师大学堂已设有植物园。

　　1909年，金陵大学创办的《金陵光》、1910年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也刊出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学家钟观光的10篇“旅行采集记”就是在《地学杂志》中刊登的。很显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有识之士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工作，除较系统地介绍各种生物学知识外，主要体现在已有初步的组织，注意到植物学术语，设置了研究实习用的植物园，并传播了野外动植物实习采集的一些基本知识。热心的推进者还开始介绍生物学史，以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可能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当然，稍后几年一些与生物学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杂志更多的涌现。1914 年，由中华博物学会创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博物学杂志》开始出版。1915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开始刊行。此刊从一开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学文章。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学会杂志》（后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博物学会杂志》，1924年又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五四运动以前，许多一般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也都刊行过一些生物学的科普文章。如1913年的《进步杂志》和1915年的《东方杂志》都刊登过介绍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文章。显然，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无论是刊登生物学文章的杂志数量，还是生物学文章本身的数量都比上个世纪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进入本世纪，有关生物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也有所增加。1905 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黄明藻编写的一本小书——《植物讲义》。1906年，山西大学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等书局出版了供中学用的《动物学》、《植物学》教材及《博物学大辞典》等参考书。1908年，京师译学馆教授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基桢编写了《植物学》。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马君武编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此书大部分取材德国施迈尔（Schmeil）的《植物学》（Lehre－buch der Botanik）。全书421页。分为（一）总论：第一章、细胞学，第一节、细胞概论，第二节、细胞之内容，第三节、细胞膜，第四节、细胞团体；第二章、植物形态学及生理学，第一节、叶之形态及生理，第二节、根之形态及生理，第三节、茎之形态及生理，第四节、花之形态及生理，第五节、果实和种子之形态及生理。（二）各论：第三章、植物分类学，第一节隐花植物，第二节显花植物。全书有图356幅。

　　191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1905年前后即着手编写。除作为主持人的著名学者杜亚泉外，留学日本归来的植物学者黄以仁大约是主要的编辑人之一。1917年，蔡元培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该书的序言，文中指出编者们“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划，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译博无逾此者”。杜亚泉在书中的序言写到该辞典的编著的缘起和目的。他写道：“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故其计划不过作一植物学名与中日两国普通名之对照表而已。既而以仅列名称不详其科属、形态及应用，则其物之为草为木，为果为蔬，茫然不辨，仍无以适用。吾等乃扩张计划，而系之以说，附之以图。”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辞典》包含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8980 条。每种植物之下给出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和日文名称。该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和用途，以及别名的考证等。还附有插图1000余幅。植物学名词之下则给出对应的英文和德文。书后还附有拉丁学名和日名的索引。很显然，这本植物学辞典对于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1902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师范馆，目标是培养“中学堂的教员”。教学的内容分四个门类，其中第四类（博物类）为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矿物学，授课教师是日本人。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7年，原师范馆第四类有24人毕业。1908年，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与原来类似，第四类的主要课程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其次是矿物学和农学。在这以后，许多省份都先后设立了优级师范学堂，也有类似上述的课程设置。此外，京师大学堂还曾开办过博物实习科简易班，于1907年招生。重要课程分为三类：（1）制造标本，专以制造动植物标本为能事。其中又分剥制、解体、卵壳、骨骼、昆虫、切片。（2）图画。（3）模型。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日本人。据说在1906年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了供教学实习用的一个植物园。这可能是我国近代植物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植物园。

　　民国初年，前清时期的优级师范学堂都改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在全国分区设立的7 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6所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大多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物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2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将原第四类设置改为理科第三部，后来又改为博物部，聘请出国归来的留学生任教。其中有博物部动物学教授兼主任人类学家陈映潢，植物学教授彭世芳，以及蒋维乔、吴续祖、张永朴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雍克昌、孔宪武、张作人、陈兼善都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学家张珽从日本留学回来才设立的。在这里任教的还有王其澍、王海铸、薛德焴等。生物学家何定杰和辛树帜是该部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毕业生。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该校未设博物部，但从1917年开始设有农业专修科，由留学美国的农学家邹秉文任主任并讲授植物学。从1919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先骕、秉志、钱崇澍都曾在此授课。虽其任务主要在培养农业院校的师资人才，但其基础学科也是动植物学。该校后与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生物系。该科的前两班学生分别于 1920年和1921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年都已招生。1923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0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发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都是1906 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07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09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0年和1912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大约在1907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0 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1911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6年，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1918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腊叶植物标本16000多种，计15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1915 年发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于1916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1915年发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年，吴家煦发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年至1923年间，张珽发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之，在1915 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