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张謇

　　从状元到资本家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16岁考取秀才。1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

　　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1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

　　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 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 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1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1904），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1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12 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 “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1300余户，丁口 6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2000 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1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1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在两个世纪之交

　　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10 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 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 三件大事。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 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 “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支持。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此后，张謇日益明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1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1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辛亥革命前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

　　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20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6）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16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

　　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4 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 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6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劻、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人（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10 月4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澂畅谈到深夜。十九日（10月10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

　　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他重新判断时局，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11 月8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謇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十一月初一日（11月21日），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表明了与清皇朝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12 月25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消极态度。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他有所约束。而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支持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1913 年3月20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都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并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10 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通向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20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强调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 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保护本国农、工、商业发展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两年来努力制定的20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1915年11月20日，张謇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1921 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166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余台，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200 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万元。张謇的经济事业在1920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

　　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反对共产主义和群众运动，提倡尊孔信佛以谋抵制方兴未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的幻灭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7月17日，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这便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