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魏源

　　广泛问学

　　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 年4月23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 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0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腐败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

　　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

　　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

　　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陆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祸，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

　　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发“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超出探掘阐发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参与抗英和编撰《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发愤撰写了《圣武记》14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发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0卷，4年后增广至60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00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中，还没有达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种版本以上，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而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 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 “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0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发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发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发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超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专制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

　　道光二十四年（1844），51 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000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