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

　　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

　　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成为其首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首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首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专制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首领的思想起了变化，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 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2.浙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发产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

　　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光棍”。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保路同志 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 “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

　　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月29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0000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000余人。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 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0000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