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地理学

　　清代的地理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是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吸收。

　　传统地理学的进展

　　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前的酝酿阶段。中国也有类似的酝酿工作，这就是从徐霞客开始的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顾炎武（1613 —1682）把地理学作为经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特别是在军事上可能会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这也是他为反抗清朝统治所作的一种准备。他的著作《肇域志》100卷，专讲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专论地方利病。此外，还著有《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和《日知录》等。

　　顾祖禹（1631—1692），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写成《读史方舆纪要》130卷。他写书的目的，有说是“为民族光复之用”，也有说是“有意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他本人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乱，他只身入闽参加耿精忠起事，以图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后又拒绝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刘献廷、孙兰、梁份等人则为“经济天下”而研究地理。刘献廷认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他研究《水经注》，完全从当时的民生利病出发来考虑如何加以利用。他说：“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他对过去的地理著作只讲疆域沿革而不谈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评，并建议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学内容。这种思想对促进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在孙兰的地理学思想中，极力主张地理著作不仅要志其迹，记其事，而且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即探求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规律。这与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桎梏而未能实现。

　　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

　　清代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使得学术思想沉闷，学术活动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道路。不少有名的学者，难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只能按照封建皇朝的严格限制，去做一些校注与解释经典的工作，形成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地理学派。如在校勘《水经注》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等。他们的著作《全校水经注》、《水经注释》和《殿本水经注》，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研究学问的方向很不利于新学科的发展。清末，杨守敬以毕生精力对《水经注》作疏，写成《水经注疏》。但最后完成书稿的是他的学生熊会贞。

　　清代，给《禹贡》和《山海经》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胡渭《禹贡锥指》、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最为有名。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清代学者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在鸦片战争前是为了满足扩大地理视野和管理边疆的需要。比较有名的著作有：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傅恒《西域同文志》，祁韵士《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徐松《新疆识略》，松筠《西招图略》等。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渐严重，学者们痛感边疆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国地理知识的贫乏，于是，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全，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姚莹在写《康輶纪行》时特别声明：“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黄沛翘写《西藏图考》时也说：“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

　　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

　　清代还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水系分布和状况的著作，如黄宗羲《今水经》，齐召南《水道提纲》，戴震《水地记》，万斯同《昆仑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记》，孙彤《关中水道记》，李诚《云南水道考》，蒋子潇《江西水道考》，纪昀《河源纪略》等。其中以《水道提纲》最有名，全书共28 卷，约30万字，成书于1761年。齐召南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参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写，记载了当时全国实有的山川脉络，都邑城址。每写一条水时，都从源头说起，以主流为纲，其纳受支流为目；写全国水系时，以大河为纲，小河为目。该书记述的水系范围相当广阔，包括北纬18°—56°，东经 73°—145°，超过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所记河流数目为《水经注》的四倍，达到5980条。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类体系比前人也有明显的进步。在写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区划界线而纯以自然水系为准，从上源到河口，顺着河水一泻千里，水系支架历历在目，脉络清晰。记载河流会合点、河曲和峡谷时，不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经纬度，这种作法为齐召南所首创。

　　方志学

　　清代是方志学大发展的时期。从数量上说，全国现存地方志8100多种中，清代约有5600种，占70%；从种类上说，有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厅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乡镇志，识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风俗志，名胜古迹志等。就方志学理论而言，经过方志学家章学诚等的努力，建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

　　清朝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积极倡导但严加控制。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编修最多。从地区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编志书超过江苏、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来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同时边疆省区也开始修志。政府严加控制修志活动，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是官修，私人编修的极少。在写法上，清代志书的最大弊端是隐恶扬善，书美不书恶。

　　清代的《一统志》一共修了三部。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卷。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卷。第三部始于嘉庆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卷。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所以通称嘉庆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为单位立卷，最后附录有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所记地理现象是汇集全国方志的内容，资料非常丰富，超过以前所有一统志，受到人们的重视。

　　各省通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二是以志为纲，再分述各府州县的情况。

　　所有志书的共同点是都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这种基本体例来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结果。

　　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方志属地方史，“志属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学者那样，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第二，修方志求其实用，应该“详近略远”。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第四，方志的体裁为四体，一是纪，二是传，三是考，四是表和图。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归四要”。第六，方志辨体，即分清各种地方志编纂的体例，划清各类方志的内容界限。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不够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纳入史学范畴后，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学内容，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这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他的理论为建立中国方志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旅行家和游记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旅行家及其游记中，有不少是相当有名的。如康熙时期的郁永河，“性耽远游，不避阻险”，多年游历海上。他说过：“探奇揽胜者，毋畏恶趋避，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这与徐霞客的言行几乎一致。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他被派往台湾征购硫黄，从厦门出发，经金门、澎湖到台湾平安城，再沿西海岸北上至淡水。著有《裨海纪游》（又名《采硫日记》）。

　　康熙时期的樊守义（1682 —1753）是撰写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的旅行家。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前往欧洲，途经澳门、南洋、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到达意大利，在意大利求学并加入耶稣会。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初回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抵达广州，九月至热河晋见康熙帝。回国后，樊守义追记旅游经过，写成《身见录》一书，内容有沿途地名，交通工具，各地气候、物产、人种、商业、城市、港口、宗教、文化教育、建筑、风俗等。

　　康熙时期最著名的旅行家是图理琛（1667 —1740）。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他奉命赴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北岸的地区）。自北京启程，途经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到达目的地。归程除自托博尔斯克，溯额尔齐斯河至塔喇斯科（塔拉），再经托穆斯科（托木斯克）到叶尼塞斯克这段路程与去时不同外，其余均循去路返回。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往返费时近三年，行程达三万五千里。他一路走一路写游记，把沿途山川地势、村落城堡、节气物候、动植物、土产、人种、宗教、生活习俗、户口、驻兵和里程作了翔实的记录，书名为《异域录》。这是我国最早记载俄国地理的重要文献，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先后被译成法、俄、德、英、日、瑞典等多种文本。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建龙溪人王大海，航海至爪哇，游遍北岸诸港，侨居八年后回国。他把见闻写成《海岛逸志》6卷，记载爪哇及附近岛屿的山川、形势、物产、名胜、华侨生活、风尚等。

　　清朝嘉庆年间，另一位航海家谢清高，十八岁随商人航海，遇风暴翻船，被外国商船救起。后随外国商船经商，到过许多地方。十四年后回国，口述海外见闻。大约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杨炳南笔录成《海录》一书。

　　《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继利玛窦之后，西方地图学在清朝继续传入中国。康熙、乾隆年间，中国政府聘请西方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雷孝思（J.B.Régis，1663—1738）、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等十人来中国从事大地测量和绘制地图，并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引进了西方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这对中国传统测量学和制图学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

　　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帝看到了精确地图在政治、外交上的巨大作用，于是下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测绘制图技术。他下令各大臣推荐专家，购买仪器。当他到全国各地巡视时，命外国专家随行，测定各地的经纬度，为制图作准备。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后，全国范围的三角测量和绘制地图工作陆续开始进行。全部工作由康熙帝主持，大的计划、方针、法规也由他亲自裁定，具体人选、组织机构、工作质量他都过问。在大规模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以前，康熙帝还命传教士先行试点，绘制出北京附近地图。他亲自校勘，比较旧图，确认新图远胜旧图之后，才下令开展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康熙四十七年由各国传教士及中国学者二百余人混编的测量队伍组成，以传教士为主，分组开赴各地进行三角测量和经纬度测量。实测工作进行了八年才结束，以后又用两年时间整理资料。在杜德美的主持下，完成了有名的《皇舆全览图》。这项工作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西欧各国要早约一百年。

　　康熙帝主持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如在新疆西部和西藏部分地区，因有战事等原因而未能实测。因此乾隆年间又继续进行了这一工作，有些地区专门派人实地测绘，有些地区则根据有关地理资料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向西、向北扩展，并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成了《乾隆十三排地图》（即《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内府舆图》图幅比《皇舆全览图》增加了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不仅影响了整个清代，还影响到民国初年。在这段时间出版的地图，十之七八都是根据这一成果。

　　清代在中国流传的西方地理著作，有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外纪》。蒋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的《坤舆图说稿》（又名《地球图说》），《坤舆全图绘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