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赵翼

　　早年生活

　　赵翼，字耘崧，又作云松，号瓯北，雍正五年（1727）十月出生在江苏阳湖（今属常州市）。据《瓯北先生年谱》所载，其祖上为赵宋皇室后裔，元、明两代仍有显宦，入清以后，赵氏一家日渐衰落，远非昔日可比了。曾祖赵州、祖父赵福臻都终身不仕，至赵翼之父赵惟宽主持家计时，全家仅有“老屋七间，田一亩八分”，已经沦落为社会下层的一员了。

　　赵翼生长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塾师之家。早在他三岁时，叔父教他识字，六岁时又由父亲携至所在塾馆诵读《名物蒙求》、《性理字训》及《孝经》、《易经》等。他天分甚高，学习很努力，十二岁时便已能操笔为文，而“落笔处往往出人意表”。此时，他兴趣广泛，求知欲旺盛，诗歌、词赋、古文、骈文无所不爱，无所不作，而且每以所作而沾沾自喜。父亲对此虽颇欣赏，但因当时科举考试并不以诗取士，因而常常禁止他读诗，督责他去作一些以备科举考试时用的八股文章。尽管如此，他仍为兴趣所驱而私自从事文学创作，“衬书布下杂稿常数十纸”。不久，父亲去世。他为一家生计不得不继承父业，开馆授徒，转而习作八股。他考中秀才后，也仍未因此中辍学诗词和创作。数年之间，他“泛滥于汉魏唐宋诗古文词家，兼习为词曲”，“所著不下五、六寸”。这样，他通过个人的刻苦努力，丰富了知识面，锻炼并提高了写作技巧，为以后的仕宦生涯和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仕宦与著述

　　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三岁的赵翼因“失馆无以自给”，便入都求职。作为一个贫寒的青年儒生，他的经历远非如《瓯北先生年谱》所称：“声名一日动辇下”、名公巨卿争相罗致那样的简单顺利，而是倍经坎坷，饱尝酸辛。在从江南北上的旅途中，赵翼囊中空空，不得不“附一贵人舟”，住在高不满四尺的柁楼之上。入京之初，又一度在户部尚书尹继善府邸客居待试博学宏词科的穷亲戚刘午岩那里寄居。因而，在这一时期他所作诗篇里，充满了对早年怀才不遇的古代名人如苏秦、张良、韩信、班超、吕蒙正等人的同情，而这些名人不畏艰险的自我奋斗精神，也给身处逆境的赵翼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大约是那个寓居北京的亲戚刘午岩为之辗转请托的缘故，至京一段时期后，赵翼被刑部尚书刘统勋罗致其家纂修《国朝宫史》。该书是乾隆七年奉敕纂修的，乾隆十五年初稿告成。乾隆二十四年又以原书简略而对之进行增修，至乾隆二十六年始成一详备之书。就增修后的全书来看，共分训谕、典礼、宫殿、经费、官制、书籍等六部分，是关于清朝建国后内廷典礼制度的一部专史。赵翼参与撰修工作是在乾隆十四、五年中举前后，而此时初稿已近完成。可以推知，赵翼在此书形成中不过是一般纂修甚至缮写人员。尽管如此，赵翼在北京却总算谋得了衣食。而且他初次参与修史，这对后来赵翼从事史学研究也不无一定影响。

　　乾隆十五年，赵翼赴天津投靠一个以贩盐为业的族人，以商籍顺利地通过了顺天乡试，考取举人。在阅卷过程中，主考官汪由敦对他的文笔十分欣赏。赵翼中举之后，江由敦把他延请至家课读二子，还为自己代草笔札。此时，赵翼还考取了礼部义学教习的职务。汪由敦是乾隆帝所深相倚重的军机大臣，交游甚广，其本人又学识渊博，家藏图书万余卷。而礼部义学教习又是一个闲散职缺， “馆中无生徒，从学者每月恒朔望日一至”，所有这些，都使赵翼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对他学识的进一步提高，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乾隆十九年，赵翼在礼部义学教习任期已满之时又考取了内阁中书。是年秋，赵翼离京南归，省视了阔别六年的老母和妻女。至次年春始返京供职。由于他谙熟典章，文思敏捷，乾隆二十一年夏，又被选入军机处充任军机章京，此时他开始接触和参与处理军政大事，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在平定准噶尔上层分子叛乱期间，他撰拟诏旨，“顷刻千百言，无不中窾”。在扈驾秋狝木兰期间，他不但自己应撰诏旨“文不加点”，挥笔而就，而且以其余力，沾溉其他随驾大臣，为他们代拟了不少篇应奉文字及恭和御制诗。后来，赵翼因其座师汪由敦去世，一度被挤出军机处，但仍值内阁。他在清政府政治中枢工作的实践，培育了注重研究一代大事的思想特点，这对他后来治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乾隆二十六年，经十一年六度会试之后，赵翼考取了恩科进士第三名。这时，赵翼离开了供职数年的军机处而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此期间，他除两次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又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之外，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参加政府组织的编修史书的工作。乾隆二十六年，他入翰林院之后不久便以编修职务充任方略馆纂修官，与修《平定准噶尔方略》。该书分前、正、续三编，合为一百七十二卷。它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记述了从清初至乾隆中叶清朝中央政府对厄鲁特蒙古的征服过程。其中《前编》五十四卷，起于康熙三十九年，止于乾隆十七年， “志其缘起，详述圣祖以来屡申挞伐之事”。《正编》八十五卷，起于乾隆十八年，止于乾隆二十五年，“备录扫荡伊犁及削平阿睦尔撒纳、歼馘波罗尼都、霍集占之事”。《续编》三十三卷，起自乾隆二十五年，止于乾隆三十年，“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划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贡者咸载焉”。赵翼与修该书对，这场战争刚刚结束，善后工作正在进行。赵翼在军机处供职多年，不少事件甚至经手处理，因此在纂修该书中，无论是发凡起例、搜集材料或是考定史实，对之润色，赵翼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赵翼的史学天才的进一步发挥，是乾隆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这期间他参加了集体编修《通鉴辑览》的工作。《通鉴辑览》全书一百二十卷，是自上古至明末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在修撰过程中，以明朝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为蓝本而进行修改，并增入明代事迹。由于该书是根据乾隆帝的指示纂修，每一卷成，乾隆帝于披阅之暇又亲笔评断，当全书付印时又将乾隆帝的这些批语也一并刻入，故又称《御批通鉴辑览》。因为该书是一部通史，作为纂修官之一，赵翼无论分修哪个部分都必须阅读大量文献，包括正史“以迄外乘稗官”，“博采汇参，以衷其是”。不仅如此，他还必须绞尽脑汁，为乾隆帝代拟批语。赵翼的这些修史活动，既丰富了中国的史学宝库，为发展中国的传统史学作出了贡献，也逐渐形成了他本人的治史思想。

　　在赵翼供职内阁、军机处和翰林院期间，许多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加王鸣盛、纪昀、钱大昕、毕沅、蒋士铨等也都在北京供职，与赵翼在学术研究上有过交往。这些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自己的专长，在治学方法上也都别具特色。学术研究上的频繁交往使赵翼和他们之间在专业知识上彼此补充，在治学风格上也互相影响，这对后来赵翼学术至于大成也都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乾隆三十一年冬，赵翼已在京任职十几年，被外放广西镇安府任知府。此后数年中，又先后升任广州知府、贵西兵备道等职。其中除广州颇为繁华，镇安府和贵西任所均在万山丛中，在当时都是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离开繁华的京师和熟悉的工作，而至绝徼烟瘴之地处理庶务，本非赵翼之愿，但在奏辞不准、走马上任之后，赵翼却能本着固有的忠君爱民的思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作了一些有益于下层人民的事情。如在广西镇安府任上，他革除弊政，禁止胥吏向农民作额外科敛。在广州知府任上，他“平情折狱，无枉无滥”。在贵西兵备道任上，他尽除以往官吏对铅厂厂丁“工价、马户运脚”、“克扣短发诸弊”。所有这些，都使局部地区人民的困苦状况暂时有所缓解。因而赵翼也受到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爱戴。在他调任广州知府后，镇安府百姓还派遣专人跋涉四千里遥致万民伞，还为他建生祠，便是对他任地方官时政绩的绝好的肯定。

　　在任广西镇安府知府期间，赵翼还参加了清朝政府组织的征缅之役。乾隆三十三年春，清政府第一次征缅失利，将军明瑞阵亡。接着，乾隆帝又委派大学士阿里衮指挥作战，并降旨令赵翼赴滇参赞军事。是年夏，赵翼遵旨至滇。秋冬之际，随阿里衮出边巡视，“渡怒江，逾高黎贡山，历龙陵、腾越，遍巡南甸、干崖、盘达、芒市、遮放各土司及虎踞、万仞、铁壁等关，周览形胜，询悉夷情，为进兵计”。在大军征缅时，赵翼负责“守大营，护将印，一切缓急，皆得便宜从事”。一年之后，赵翼才奉旨返回镇安府任所。前后一年的南疆军戎生活，不但使他对此次战争的始末了如指掌，为他后来撰写《皇朝武功纪盛》一书中的《平定缅甸述略》一节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大大丰富了他的阅历，为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

　　乾隆三十七年冬，赵翼在贵西兵备道任上因广州谳狱旧案复发而受到降级调用的处分。他在广州知府任上时，已对官场生活感到厌烦，曾呈请返里养亲，此刻，又遭挫折，赵翼的这一意愿更为坚定，乃不顾上司和同官的劝留，于是年冬解任返里，从而结束了他的近二十年的仕宦生涯。

　　弃职里居之初，赵翼足不出户，“视膳之暇，手一编，披阅不辍”。在阅读大量文史古籍的基础上，撰成了《陔余丛考》一书。该书共四十三卷，五十余万言，以笔记形式对中国古代典籍、历史事件和历史掌故进行了研究。他善于读书，深于思考，所探讨之问题，多为前人所未发。其中谈史部分不少内容后来又加以扩充收入《廿二史札记》一书。该书是作者任地方官多年后初返学术界时所作，所以内容似显芜杂不专。十几年后，赵翼将此书付印，遂流行于世，成为一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力作。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赵翼在弃职归养之初，确曾有超世离俗之感。但是，一个时期之后，单调的里居生活又使他感到寂寞乏味，又勾起了他对早年官宦生活的留恋。因此，在其母去世三年守丧期满之后，即乾隆四十五年，赵翼曾于乾隆帝南巡之时迎驾宿迁，想赴京补职，但终因病未能成行。赵翼未能再入仕途，对他来说虽然是件不无遗憾的事情，但是与宦海绝缘的客观环境却给他读书治学以极为充裕的时间。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赵翼又应两淮盐运使全德之请，长期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这个书院丰富的藏书和浓厚的学术空气都极大地促进了他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这时，赵翼“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完成了自己的考史名著《廿二史札记》的主要部分。

　　《廿二史札记》一书是反映赵翼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六卷，补遗一卷，列条目五百四十四条，对中国封建社会成书的二十四部官修正史和其中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逐一进行了考证、分析和评论。因为《旧唐书》、《旧五代史》当时尚未被官方列入正史，故称《廿二史札记》。其中，考证二十四史著述情况部分，对各书的撰者、编修过程、成书年代、所据材料、史料价值等重要问题系统地进行了一番审核，为后人了解历代正史的编撰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和事件，赵翼或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就各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在其记载歧异处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或于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另辟蹊径，针对“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重大历史问题，将散见资料集中之后进行综合分析，以探讨各代政治之利弊和兴亡之原因。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史学研究范围上较之同时代考史各书更宽广，也使该书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著作。该书于嘉庆初赵氏自刻行世后，一百多年来，多次再版，久传不衰，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赵翼一度中辍讲学而应浙闽总督李侍尧之请参赞军事，协办军需。事平之后，赵翼仍回安定书院，着手将康熙平定“三藩”以来清政府对内对外进行的几次大的军事行动过程编为一书，题为《皇朝武功纪盛》，将之刻印行世。该书凡四卷，三万言。赵翼修撰此书之目的是，“铺张鸿庥，扬厉伟绩”，宣扬清朝统治者的赫赫武功，本不足取。诸如《平定三逆述略》、《平定两金川述略》、《平定廓尔喀述略》，所记或系抄录文汇阁藏书，或依据传闻，史料价值也不甚高。但其中的《平定准噶尔述略》、《平定缅甸述略》、《平定台湾述略》，或因作者当年亲手经办过、或者亲自参加，因而记叙较确，有着较高的价值。

　　赵翼的治学成就又不限于史学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有一些进展。他早年本以诗文而知名于世，中年以后，虽转而治史，但对文学创作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乾隆五十七年冬，在著成《皇朝武功纪盛》一书后，赵翼辞去安定书院讲习职务而返回故里，优游林下，兴致勃勃地遨游了江南各名胜古迹。远至浙江杭州，近则苏州、江阴、镇江、扬州、南京等地，无不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样，他在诗歌创作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意境。在创作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中年以前，在语言上也一改早年用典过多的旧习。其中个别诗篇意境深远，让人百读而不厌。如《论诗》一首：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读来既朗朗上口，又富于哲理，直可以与历史上第一流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

　　赵翼除了诗作，还致力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嘉庆六年（1801），赵翼著成了《瓯北诗话》一书。全书共十卷，对唐、宋以来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逐一进行了评论，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嘉庆十五年，是赵翼中举六十周年。这年秋，赵翼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与同科举人姚鼐亲至南京，重赴鹿鸣宴，参加了中举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此时，与赵翼年岁相若的几个著名学者，如王鸣盛、毕沅、钱大昕、纪昀等皆已相继去世，赵翼作为当时学术界中的大师和巨子，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景仰。但赵翼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年老体衰之际，他强支病躯，克服耳聋眼花、步履艰难、精力日减的种种困难，将一生经历见闻所记旧稿整理成《檐曝杂记》一书。由于作者阅历广泛，谙熟典章，留心各地风土人情，而且还擅长考据，因此这部晚年之作份量虽然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嘉庆十九年（1814）四月，在学术界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的赵翼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