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期乾隆帝弘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统一中国后的第四代皇帝，因在位年号乾隆，人们习称为“乾隆皇帝”。他在位六十年，继康熙、雍正之后，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了重大的努力，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了全盛期；同时，由于他在晚年任情挥霍和吏治松弛，又直接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清朝也由盛转衰。因此，他是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继位为帝

　　弘历是雍正帝胤禛第五子，生母是钮祜禄氏。二兄弘昐两岁时早殇，未曾与序行次；而与序行次的长兄弘晖、三兄弘昀又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九年（1710）先后去世，年长于弘历的只有弘时一人，所以弘历在雍正帝诸子中排行第四而实为雍正帝第二子。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弘历出生时，祖父康熙帝已年迈，二伯父允礽虽已不被康熙帝所喜爱，但仍居于法定继承人“太子”的地位，父亲胤禛仅是受封不及两年的雍亲王，母亲也不过是雍亲王身边的格格。当时，弘历的出世，也只是在康熙帝众多的孙辈中增添了一员而已，并未引起皇室甚至雍亲王府邸的特别重视。

　　康熙末年，诸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日益激烈，使得弘历在皇室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熙五十一年，太子允礽再次被废。此后，直到康熙帝去世，未曾再立皇太子。这样，康熙末年，作为康熙帝所喜欢的皇孙，弘历曾被养育于宫中，并随祖父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不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雍正皇帝）即位。由于弘历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失欢于乃父，而弘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宠爱，而使其父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处于颇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仅十三岁的弘历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储君。不久，雍正帝对康熙以来的建储方式进行改革，决定秘密建储。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亲书弘历之名并存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上。这样，弘历便由一个普通的皇子上升为密定的储君，地位发生极大的变化。

　　康熙末年，雍正帝忙于争夺储位的斗争，无力顾及对弘历的教育。因而，弘历接受启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为晚，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雍正帝即位并决定弘历为储君之后，才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除原来教师福敏之外，还选派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蔡世远等著名文臣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禄、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马骑射。同时，还让他代行祭天、祭祖以提高他在全国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雍正帝的精心培养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弘历便兼通满、汉文，遍习文武。为了进一步培养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封他为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政治军事事务。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出色，深得信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突然去世，依照程序，宣读雍正帝建储密旨和有关手续，弘历便以当然继承人的资格，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乾隆”。

　　乾隆初政

　　自清军入关至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统治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两个皇帝励精图治，英武有为，都为清统治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制定的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一致，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乾隆帝即位之初，便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皇室内部关系失调，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早在康熙末年，围绕着争夺储位这一中心问题，皇室内部便各立门户，自树党羽，明争暗斗，矛盾非常尖锐。雍正帝即位后，对政敌又大肆镇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更为甚者，他对自己的主要政敌允禩、允禟等人，强行将其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并残害致死，又祸及他们的子孙，给予削除宗籍。一时之间，皇室内部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尤其严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贵族和功臣后裔甚多，既不能把他们尽行诛杀，又无法禁止其私下议论。尽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不久，又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给以疏远皇族的待遇，同时，对于允禩集团中一些骨干成员，也分别赦免其本人及家属。乾隆帝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年、隆两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对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后被雍正帝视为隐患，立为专案，严厉惩办，对其友朋也从重处罚。冤案层出，株连过多，使许多官员和士子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乾隆帝即位后，便即恢复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的职务，其后，对于此案牵连所及的各起文字狱的人员也分别放回原籍。乾隆帝敢于纠正前朝的乱政，不仅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支持，无疑稳定了政局，有利于统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地方缙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包揽词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时，先后决定革除所谓儒户、宦户等名目，并推行了士民一起当差的政策，对其中的违法者予以严厉的打击。这些措施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政府和其政权的支柱地方绅衿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制定的各项限制措施，对生员欠粮、包讼等不法事的处分分别改宽改缓。不久，又把举贡生员的杂色差徭一并豁免。这些措施，比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应是一个倒退，但在当时却收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和政务。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从大的方面来说，雍正帝在施政过程中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例如，他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地方官员便迎合他的谕旨，多征多交耗羡，结果却加重了人民负担，地方官员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讲求地方官员的治绩，鼓励垦荒，地方官员则隐匿水旱、奏开垦，谎报政绩，而将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为劝农而实施奖给老农八品顶带的办法，实际上多为乡曲无赖所垄断。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曾在京师附近试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却盗卖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则变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问题，乾隆帝一即位就连颁谕旨，分别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又连下诏书，命令江南、四川、陕西等地减少耗羡成数。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实行老农顶带之例。同年十一月，废八旗井田为屯田。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百务俱兴

　　在乾隆帝通过纠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统治得到初步巩固的同时，他还采取种种措施，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虽多是创自前朝，但经乾隆帝发展之后却进一步制度化，并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间，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清的统治进入了入关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奏折制是乾隆帝在位期间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以前官员报给皇帝的奏章，基本上依照明朝旧例，分题本、奏本两种，前者报公事，用官印，后者报私事，不用印。在手续上皆经内阁转呈才能到达皇帝手中。为了加强皇权，提高运转速度和保密程度，顺治康熙之际，在此两种文书之外，出现了不经内阁而直接与皇帝本人联系的奏折。但在当时，拥有此种权力的人员极少，而且也没有一定的品级的规定。雍正时期，拥有奏折言事权的官员逐渐增多，但奏折仍非正式公文。许多事情都是由官员本人先用奏折与皇帝秘密联系，在得到皇帝首肯之后，仍以题本、奏本形式经内阁正式上奏。乾隆帝即位后，对前朝拥有奏折权的官员予以承认，至乾隆十三年（1748），还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这样，奏折最终取代了奏本，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一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样，严禁各地官员对上奏内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规定：“嗣后凡密奏事件，未经发出之先，即上司属员，概不得互相计议参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经发觉，按其情事轻重，分别治罪。”这些新规定，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且也使皇帝对各地情况的了解经常化，对于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

　　乾隆帝还重建军机处并极大地加强其权力。军机处初建于雍正七年六月，原是为西北用兵期间军事上保密的需要而设置的。在此期间，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奏折不经内阁而径由军机处直达皇帝，因此，这一机构的设置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皇权的作用。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将此作为前朝弊政之一而予以裁除，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十一月将此机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雍正时，该机构在职军机大臣始终没有超过三人，其下所设的军机章京，也一直维持在十人左右。而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以其处理事务而言，雍正时的军机处，不过是西北用兵时“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乾隆时期，则扩大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其职责几乎无所不包，如帮助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核内阁、翰林院所拟诏旨，议大政、谳大狱，为皇帝准备政事的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奉派出京查办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等事务性工作，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草案，供皇帝本人选择等等。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乾隆十四年，将雍正时铸造的 “办理军机事务”的六字军机处印信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因此，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旧有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与奏折制度一样，军机处的重建及其机构、制度的健全，都进一步强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权。

　　坚持雍正以来的秘密建储制度，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措施。雍正帝创立了这一制度，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它还不被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所理解。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也只是依雍正旧例，亲书建储密旨，“照旧收藏”，而在思想上仍然把它看作是“酌权济经之道”，还没意识到后世子孙一定要执行照办。随着乾隆帝的儿子们的渐次成人和其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他越来越认识到明立太子的害处和秘密建储的好处，这才开始进行反复的阐释。他指出，“储贰一建，其弊丛生，不特佥壬依附，易启嫌隙，而名分早定，日久必致流于骄佚而不自知”。“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因此，他认为“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而秘密建储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但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不赞成这一办法，不断上疏，建言立储。乾隆帝对他们严加斥责，甚至说他们是“离间父子、惑断国家之人”。他断然表示，以后谁如提及此事，“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这样，制止了朝野思想的混乱，制度得以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对于因皇室人员争位而招致国家动乱，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在他即位已满六十周年之际，他又在秘密建储的基础上适时地举行内禅，既避免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最高权力过渡之际宗室干政、大臣擅权、政柄旁落的重演，也避免了父子、兄弟之间骨肉相残的悲剧的再现，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得以顺利地进行。乾隆帝坚持秘密建储，找到了皇位继承的一个好办法，这比他的祖父康熙帝的确是高明得多。

　　打击朋党、改善官吏队伍状况，也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他们以民族、同乡、血缘、登仕途径等关系而各结为门户。如张廷玉原籍安徽桐城，于是，桐城张氏一族赖其势力而登仕的有张廷璐等十九人，与其联姻的桐城姚氏，有姚孔振等十三人在仕。同样，鄂尔泰在满洲贵族中也有较多的追随者。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在这个问题上，明末党争是个深刻的教训。他反复告诫臣属不得依附逢迎，还利用机会对之加以限制，甚至对其为首者进行打击。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改变旧有官吏队伍的组成成份。这一工作不仅对原有官吏的升转乾纲独断，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连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等，其用意即在于此。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除了上述各项措施之外，乾隆帝还汲取历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内监干政和宗室擅权等方面也颇为注意。他即位之初，就对太监中的不法分子进行惩治，而后又对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宗室的不法行为严加处罚。乾隆帝将此两项政策贯彻始终。在乾隆六十年中，内监活动相当收敛，宗室地位也相对较低，都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些措施，对于他皇权的极度扩张，也都起过重要的保证作用。

　　为了维护君主在全国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地位，乾隆帝还继康熙、雍正之后大兴文字狱，对各级官吏、士子和百姓的思想进行严密控制。他制造的文字狱，不仅像前朝一样对敢于收藏具有反清色彩的“国初伪妄诗文”和“明季末造野史”的文人进行严厉惩罚，还将有碍专制统治的当代人的著作也一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因此，这一时期文字狱的名目和数量都是空前的。以名目而言，有什么妄议朝政，谤讪君上；隐寓讥讽，私怀怨望；诋毁程朱，倡为异说；妄为著述，不避圣讳；捏造妖言，狂诞不经等。以数量而言，总数不下七、八十起，几乎占清代全部文字狱的半数。著名的有乾隆十六年的王肇基“献诗案”、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六年的程明諲代作“寿文案”等。因文字狱而被处死或受到株连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不胜计数。在文字狱发展到**期间，又有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愤，经办官吏往往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以扩大案情，都大大地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至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百姓，甚至供职的官吏，全国上下都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之中，而乾隆帝本人的权势却因此而发展到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经过两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到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晚期。不管乾隆帝愿望如何，他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系列措施，从总体上说，对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弊大于利。清朝是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入关之后，又在开拓疆土、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等重要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各民族、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乾隆帝的统治措施，剔除其封建关系中最落后的部分，在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还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在加强君主的政治统治的过程中，乾隆帝还继续雍正帝坚持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等项政策，先后实行各种措施以推动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改革赋役制度，对地主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的国家赋税进行了调整，限制了各级官吏对农民的非法加派，这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政策伤害了一些官僚和大部分地主的利益，雍正朝时，朝野之中反对者大有人在，在雍正帝去世之后，还有人纷纷将此作为前朝弊政而要求乾隆帝予以取消。对此，乾隆帝通观全局，反复考虑，继续坚持这些政策，对于其中一些政策还进一步予以推广。如耗羡归公，他在认真分析反对意见之后指出，这些意见大多都是“出于愿耗羡之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因而不予改变，“仍由旧章”。又如，对于地丁合一政策，则不顾一些地主的反对而继续坚持，并且还在雍正朝未及施行的地区予以推广。乾隆帝的努力，收到了明显效果，不但使这些刚刚实行不久的政策进一步确定下来，而且也使国家财力得到了充实，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帝同他的父祖一样，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数次指示河南、山东等地督抚推广甘薯种植，亲自抄录介绍其种植方法的《甘薯录》一书，寄给河南巡抚毕沅，指令他“多为刊布传抄，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他在位期间，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五次普免全国漕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当然，这往往由于各级官吏的预征而流于形式，但与明朝末年对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阶级、破坏封建生产关系的结果，是清初以来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清朝建立后几代统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断加强君主集权而出现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这一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十全武功”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实践活动。他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对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坚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些军事活动将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削除净尽，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朝。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种措施，将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国家的统一和进一步巩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曾先后对西北用兵。清政府的军事打击虽使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地区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但是清政府也没有实现对西北边疆进行直接统治的最终目的。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最初，喇嘛达尔札联合其他贵族杀死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而夺得汗位。不久，喇嘛达尔札又被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所推翻，汗位又被达瓦齐夺去，接着达瓦齐又因争权夺利和阿睦尔撒纳以兵戎相见。准部上层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广大牧民与中下贵族深受其害。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车凌等先后率部内迁。乾隆十九年，在争夺汗位斗争中失败的阿睦尔撒纳也率领二万余人投降清朝，达瓦齐政权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实现康熙、雍正两朝的“筹办未竟之绪”，对西北地区准部的分裂势力展开了新的军事打击。

　　这次战争，分为平定达瓦齐和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两个阶段。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调动大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由于达瓦齐政权已不得人心，清军“兵行数千里，无一抗者”，不过三个来月，便攻下西北重镇伊犁，将达瓦齐擒获。清政府此次出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正当清政府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一度投降清政府的阿睦尔撒纳为了实现自己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野心，竟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乾隆二十年九月，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由于此时大部分清军已经撤走，除少数据点外，北疆大部分地区又很快沦陷。在阿睦尔撒纳的煽动下，喀尔喀蒙古的个别上层贵族如青滚杂布等也揭起叛旗，武装反清。乾隆帝不能坐视叛乱继续蔓延和扩大，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度出兵西北。在清军的打击下，阿睦尔撒纳政权土崩瓦解，阿睦尔撒纳被迫逃亡俄罗斯，此后不久患痘死去。西北地区重新处于清朝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

　　乾隆帝平定准部上层贵族叛乱的军事行动无疑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次战争毕竟是封建统治者进行的统一战争，在战争中，清军对当地人民的屠杀非常残酷，致使战后当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也受到很大的破坏。

　　在准部上层贵族的叛乱被平定下去之后，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武装叛乱的军事活动。

　　维吾尔族是世居我国新疆地区天山南路的一个少数民族。清初，准部贵族称雄西北，维吾尔族广大人民和其他西北各部一样处于准部贵族的统治之下。广大维吾尔族人民要向准部贵族交纳为数甚巨的各种贡赋，他们的宗教首领阿布都什特、玛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罗尼特、霍集占兄弟，还相继被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长期拘禁于伊犁。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期间，为了争取维吾尔族贵族的支持，对其政策有所改变。他释放波罗尼特返回维吾尔族本部，还诱使留居伊犁的霍集占率领准噶尔本部的回教徒也参加了叛乱。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武装叛乱的胜利，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最终摆脱了准部贵族的统治和压迫，在乾隆帝派遣使者商讨和平统一南疆的问题时，包括波罗尼特在内的许多维吾尔族有识之士都表示：“安集回地各城人民，听候大皇帝谕旨。”这反映了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刚从伊犁逃归的霍集占却妄图借此实现其割据的野心，在他的唆使下，前来商议和平统一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杀害，南疆形势急转直下，一场新的武装叛乱又爆发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派遣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率满汉官军，由吐鲁番进攻维吾尔部北方门户库车，并在大败霍集占援军之后攻克该城。不久，又派遣战功卓著的将军兆惠率军挺进南疆，攻打叛军的主要据点叶尔羌城。乾隆二十四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又率军南下，清军遂分两路进攻叛军据点叶尔羌、喀尔喀什两城，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霍集占兄弟率领残部突围而出，西逃至巴达克山，被当地首领擒杀。大小和卓木掀起的武装叛乱最后被平定下去。

　　准噶尔部和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得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于惠远城设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伊犁将军之下，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及吐鲁番等地驻军，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平定准部上层贵族武装叛乱的胜利，解除了长期以来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各部的压迫。作为这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乾隆三十六年发生的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土尔扈特部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该部一直与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无法忍受准噶尔部的压迫而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故地，几经辗转之后，迁居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土尔扈特人饱受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他们虽然身处异域，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不顾山险路长，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清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人表示关切。清军平定准部上层贵族的武装叛乱不久，即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便率领部民十七万口，不顾沙俄的重重阻挠，毅然踏上归途。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病流行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专派陕西巡抚文绶前赴巴里坤等地，购办牛羊、衣物，接济他们的生活。不久，又指令伊犁将军舒赫德负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解送当地牧群“驱往供馈”；陕甘总督吴达善负责“发帑运茶，市羊及裘”。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之后，乾隆帝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接见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部首领，分别赐封为卓哩克图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帝欣然命笔，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等重要文章，记载土尔扈特部归回祖国的艰难历程。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是乾隆帝经营西北边疆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也是乾隆帝在位期间巩固西南边疆的一项重大政治实践活动。入关之初，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即已归服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康、雍时期，清朝政府先后平定准部贵族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侵犯，委任西藏地方政府，设立驻藏大臣等，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乾隆帝又通过出兵平定西藏叛乱，抗击廓尔喀入侵，对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旧有制度进行改革，而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了以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首的地方贵族割据势力的武装叛乱。在叛乱中，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被驻藏大臣处死，但是两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同时遇害。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和入藏清兵联合作战，这次叛乱很快即被镇压下去。然而，这次叛乱却表明：让西藏个别贵族拥有过大的权势，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意识到这一点，便于乾隆十六年，在平叛斗争胜利后，立即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并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还决定在西藏长期驻军一千五百名，这就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虽然有所加强，但由于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西藏政局仍不平静。至乾隆五十二年和五十六年，又先后两次遭到廓尔喀的入侵。尤其是后一次，廓尔喀侵略军在西藏上层贵族沙玛尔巴的勾引下，竟深入到西藏内地日喀则一带地方烧杀抢掠，给广大藏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即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入藏，将侵略军全部驱逐出境。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经乾隆帝批准的《钦定西藏章程》颁布实施，对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军事和外交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在政治事务上，该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在处理藏内事务方面与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拥有监督管理和任免西藏各级官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在宗教事务上，对以往达赖、班禅和各地活佛圆寂后，由巫师作法指定这一弊端百出的“呼毕勒罕制度”加以改革，改行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以金瓶（金奔巴）掣签的办法。并还规定呼毕勒罕的“坐床”典礼，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进行。在军事上，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边防，《章程》规定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额数三千，分驻于各重要地区，由驻藏大臣统辖。在外交事务上，规定由驻藏大臣主持对外交涉，禁止噶隆以下的地方官员和外国私下联系。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同时也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有助于西南边防的巩固和西藏地区政局的安定。

　　在西南地区，乾隆帝继续执行雍正朝以来改土归流的政策。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及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一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装反抗。

　　大、小金川两土司位于四川西北大渡河的上游，是我国藏族人民的聚居地之一。清初，两金川土司头目先后接受清朝的统治，而清朝也对他们传统的世袭统治制度予以承认。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该土司头目莎罗奔不断侵扰相邻各部，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和将领指挥失宜及间谍混入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锺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

　　但是，各土司之间的武装冲突仍然经常发生。为制止各土司之间的武装冲突，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采取了使大、小金川和各土司之间相互联姻的措施。这一措施暂时制止了各土司之间的相互攻掠，但却为大、小金川及相邻土司的联合反清准备了条件。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七年底，攻克其主要巢穴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是年夏天，在索诺木的反攻下，清军遭到严重失败，连同前已攻克的小金川也一并丧失。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

　　乾隆帝平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乾隆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四年，乾隆帝还曾先后对缅甸和安南两国用兵。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两次用兵，都是不正义的战争，给中国和缅甸、安南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清初以来，经过历朝特别是乾隆皇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我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局面。在北起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极其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的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坚持“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的原则，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表示尊重，对其上层贵族则授以爵位和与之联姻，多方笼络。这些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位六十余年，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安定的局面，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推动清朝迅速走向全盛。

　　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帝为发展封建文化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他继汉、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访求遗书活动，而使当时的国家藏书量得到极大的增长，还通过组织全国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而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繁荣当时的文化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撰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通鉴辑览》、《大清一统志》等等，总数不下数十种。为了充实国家藏书，还于乾隆六年正月颁布谕旨，征求“业在名山页未登天府”的名家著作。乾隆中期以后，他又以组织编纂《四库全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动。

　　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他意识到广大臣工百姓因惧怕以文字获罪而产生的畏疑情绪，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家献出家藏秘籍。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他还组织许多学者从内府所藏的《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的全面整理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在征求遗书活动取得很大成就之时，乾隆三十八年初，他决定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和一部大型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根据他的指示，“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许多知名学者先后被征召入馆，分别担任纂修、校理等职。这样，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便开始了。

　　根据乾隆帝的历次指示，在两书纂修的过程中，各纂修官分别对各地征集到的每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就作者、成书时代、内容异同、版本优劣诸方面进行考证，将其校勘、考证成果以另纸粘于该书每卷之末。同时，还仿汉朝刘向校书的旧例为每书撰写一篇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的时代爵里、本人事迹以及该书版本、卷次、内容价值等，并以该书的价值为据，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候旨决定。经乾隆皇帝同意后，其中，应刻、应抄两部分书籍皆交缮书处组织人员按已定规格进行抄录，收入《四库全书》，所有应刻、应抄、应存目三部分书籍提要，则均按类例汇为《四库全书总目》。

　　因为纂修的这两部书籍卷帙浩繁，不易翻阅，因而在两书编修正式开始不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又分别指示在两书基础上另编《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两书。前者为《四库全书》“撷其精华”，后者则略去《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总序、各类小序和存目部分书籍的提要，仅对《四库全书》所收之书各作简单介绍。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又将收入《四库全书》的各书校勘记录也另行抄出，汇为《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付聚珍板刊刻，以广流传，从而更加丰富了这次文献整理活动的内容。

　　在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同时，乾隆帝还极为重视这批文献的收藏和流传。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即派专人赴宁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书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其式样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其后不久，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扬州、镇江、杭州等处建立南三阁，续抄三部《四库全书》存储其间，以便文士及研究者“就近观摩誊录”。不仅如此，乾隆帝还指示，另抄《四库全书》副本一部，贮于北京翰林院，供愿读中秘书的词馆诸臣和北方文士抄阅。此外，再辟紫禁城御花园后的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储放《四库全书荟要》。这些措施，对这一重要文献起到了保存和传播的作用。

　　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而《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也在经过反复修改之后由武英殿刊出。总计《四库全书》八部，每部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四库全书荟要》两部，每部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二百余册，两千零一函，分别储存于政治中心的华北和文化发达的江浙等地。这就是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藏书量便增加了七十万卷，三十多万册。乾隆帝亲自领导编纂《四库全书》，集中全国优秀人才，投放大量资财，终于告成，这实在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空前壮举。

　　编修《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这一活动把清代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事业推向繁荣的顶峰。首先，由于该书的纂修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的征求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历代。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钞善本书和失传几百年而文献价值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之化私为公，化零为整。而且，《四库全书》在纂修中，对各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从而使大批珍贵的古典文献赖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的书达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的书达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基本上将明代以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主要著作作了收录和介绍，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其次，由于《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分八处存放，因此，许多学者可以就近借阅。翰林院副本和江浙三阁对文士及研究者开放，就有机会入阁抄写世上罕传之书，或用以校勘家藏书籍，并将其刻印行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的编修和刊刻，又推动了乾隆时期学术界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学科的全面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实始自乾隆。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但是，乾隆帝在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在位期间，不但先后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禁锢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而且，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还寓禁于征，通过征求民间遗书、查缴禁书等项活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了一次总审查，使许多极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尤其是有关明清之际的不少历史著作遭到查禁、销毁之厄运。据有人估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因为各种罪名而遭销毁的图书约在三千种左右，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图书即使侥幸未被销毁，也因为不符合乾隆帝规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为“存目类”，有目无书，不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有的连“存目类”也不予登录。一些图书虽因影响较大而不得不收，但也因忌讳多端而对其中内容加以抽毁和篡改，使许多珍贵古籍或遭肢解，或者严重失真。对这一点，人们是不能原谅乾隆帝的。

　　挥霍浪费和珅专权

　　乾隆帝即位之初，为了光大祖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入关以来的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统治巩固之时，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来。这在他的生活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骄奢淫佚，挥霍无度，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奢糜之风日长，吏治也日趋败坏，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在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刚刚举行内禅之后不久，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的统治也自此而迅速转向衰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据统计，从乾隆六年到嘉庆三年，乾隆帝先后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摆排场，兴师动众，随从众多，给所过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巡幸江南为例，凡每次南巡，犹如迁都一样，不仅从行的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胜数，单警卫扈从的士兵就动辄数千人。为迎接乾隆帝南巡，运河两岸的地方官员更是大事铺张。在乾隆帝到来之前，他们征调民伕修葺、打扫行宫并在皇帝所经之处黄土垫道，清水泼街，张灯悬彩，高设香案；乾隆帝到来之际，他们身穿朝服率领属下官员及地方上的耆民老妇、绅衿生监跪伏道左迎候圣驾。同时，各地富商大贾也不惜巨资，费尽心机，争奇斗艳，以求博得皇上的欢心。乾隆帝本人也于沿途所经之处大搞排场摆阔气，赏银两、赐酒食不绝于途。乾隆帝巡幸各地，不但给所经地区的人民以极大的骚扰，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内帑。在京师和热河，乾隆帝大兴土木，先后将圆明园原有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将热河避暑山庄原来三十六景扩建为七十二景，并在圆明园之外另建长春园、绮春园等风景名胜，在避暑山庄之外另建大型寺庙多处。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额资财，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后和乾隆帝本人的“万寿节”，以及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铺张，任意挥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的六十寿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纷集京师”。届期，乾隆帝将其母亲从西郊接回大内举行庆典。为了使其赏心悦目，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十几里长的街道上，各省分段布置了豪华的街景和文娱节目。如，广东省在负责的地段使用了无数孔雀尾建造了一所两、三丈长的翡翠亭。湖北省在其负责地段用琉璃砖建造了一所“重檐三层”的黄鹤楼。浙江又别出心裁，竟用无数面镜子建造了一所水榭，人入其中，化身千亿，极为壮观。其后，如七十、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俱不减于辛未（指乾隆十六年）”。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费用已远远超过以前各次庆典活动。不仅如此，乾隆五十年，他还踵乃祖康熙帝故事，征召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人，赐宴乾清宫，称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腐化奢侈，对朝廷政局和整个统治阶级都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和珅专权和吏治的败坏。

　　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但是靠着巧言令色，善于机变，扶摇直上，直至位居军机大臣、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吏治败坏是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初年，承雍正帝大力整顿吏治之后不久，政治尚为清明，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和为非作歹。但到乾隆中期以后，在乾隆帝本人生活极为奢侈和和珅专权的影响下，贪风复起，并发展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乾隆三十三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合伙贪污捐纳监生所交赈灾银两案，乾隆四十七年发生的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亏空国库案，乾隆四十九年和乾隆五十一年先后发生的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等勒索属员巨额银两案，及乾隆五十七年发生的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等案，都是吏治败坏的典型事例。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

　　朝廷上下，一方面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另一方面，不少官僚、商人和地主还乘势兼并土地，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困苦之中。平常年景，农民还可以靠租佃地主土地勉强度日，一遇灾荒，生活无法维持，或者卖妻鬻子，或者流离道路，甚至出现饿殍盈道、人相食的惨景。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政府正面临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危机。就在乾隆帝大力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并醉心于幻觉中的太平盛世的时候，继乾隆前期一些地区的人民聚众结社、进行抗租、抗粮斗争之后，从乾隆中期开始，各地农民的反清活动由结社、抗租抗粮已发展到武装斗争，彼伏此起，呈现日益扩大之势。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地区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农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八年甘肃循化地区先后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等人领导的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农民大起义；乾隆五十九年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石三保、石柳邓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和嘉庆元年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在各地农民连绵不断的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深深地震惊了太上皇乾隆帝和新君嘉庆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临御天下六十年并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的乾隆帝满怀惊恐而又焦虑的心情，以手遥指西南而逝世，终年八十九岁。葬裕陵，庙号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