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第一卷第二十七章袁氏逼宫

2016-09-21 | 立宪袁氏君主

　　袁世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2天，便唆使“段虎”、“冯狗”等联络北洋军官40多人，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又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称如果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

　　袁世凯的这个阴谋，一则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再则是以借清廷之信用，假补充军费之名，榨取清室内帑，作特别使用。他在代段、冯等代奏时，说民军要求太酷，依段、冯主张，即行讨伐，惟苦于军费无着，不能实行，愿辞总理之职。隆裕太后温谕慰留，并发内帑黄金八万锭。

　　临时政府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破坏议和、进行军事威胁而同袁决裂，孙中山针对袁世凯的疑虑，复电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辞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许诺，还是不放心，他致电伍廷芳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以总统让袁，有何把握？”

　　袁世凯再次得到明确的答复。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仍令他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大体上达成清帝在优待的条件下自行退位，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

　　但是，袁世凯却处于颇为困难的地位。他原来坚持国体问题应由国民会议决定，他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发出反对共和、主张讨伐南方的通电，现在要清帝自行退位，实在难以开口。他为了从这种困境解脱出来，便大造舆论，压迫清帝自行退位。北京各报纸纷纷发表敦促清帝退位的文章和社论。袁世凯又通过他的亲信蔡廷干，动员外国在上海的商会，向清廷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认为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便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

　　袁世凯做了上述动作之后，便秘密地把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奕劻，说这是对清室和满人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清室的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开秘密会议。会上，奕劻将袁世凯密示他的退位条件提了出来，除少数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多数人意气消沉，会议无结果而散。

　　载沣见袁世凯，询问关于退位的问题，袁以不得要领的话敷衍他。袁世凯的话被传出后，亲贵中的一些人：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毓朗、良弼、铁良等，对袁世凯极为不满，酝酿组织“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

　　袁世凯便把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找来，装着忧心忡忡的样子道：“菊人兄，孙逸仙不可小觑，他们的目的、不论是议和还是北伐，也不管是来文的还是动武的，不外乎是要我尽快向那孤儿寡妇下手。可眼下，一是宗社党那伙铁杆派在死顶着，二是隆裕太后本人至今还是六神无主，迟迟拿不定主意。而孙文又挥师北伐，那张勋、倪嗣冲的部队一触即溃，照此下去，这局势无须多时，……。”

　　徐世昌慢慢地说道：“老弟，目下之形势，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可不能老是躲在家里哀声叹气。你若迟迟不下手，我敢断言，过了这村，就没你要的那个店了！依我之见，你明日上朝，即可借孙文北伐声威，狠狠地压一压隆裕太后，这可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只要这寡妇对退位一事略有松口，你便可马上与南方通消息，请他们开个价。这样，既可以速退南方之兵，又可避逼宫之嫌。”

　　次日，袁世凯果然入朝谒见隆裕太后，依照徐世昌的计策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

　　“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陈孑遗也。请太后圣断。”

　　隆裕闻奏，也早就吓昏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答道：

　　“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决定。”

　　袁世凯在卫队的保护下出朝回府在东华门的马路拐角处三义茶馆门前，受到革命党人炸弹的袭击。那些刺客，也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为了清除实现共和的大障碍，他们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对付这个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参加暗杀的人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肖声和女同盟会员郑毓秀等10余人。他们共分为3队，每人携带手枪1支，炸弹1枚。一队装作茶客到三义茶馆喝茶，一队装作酒客到祥宜坊酒店饮酒，最后一队则在东安市场附近准备接应。他们都未经过严格训练，而只是凭一腔热血胆气，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袁世凯的座车，只是炸死卫队巡警数人，袁世凯却得逃脱。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当场被捕遇害。当天，除郑毓秀外，其他7人全部被捕，后经外国新闻记者保释出狱。

　　这一暗杀活动对袁世凯不但未造成丝毫伤害反而给了他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从这天起，他称病不朝，只是派他的心腹外交大臣胡惟德做他的代理人。并让赵秉钧等人在朝廷里外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保障”的谣言，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那些胆小怕死的王公贵族，有的干脆卷起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避难去了。

　　袁世凯在遇刺的第2天，即1912年1月17日，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参加御前会议。恭亲王溥伟问赵、梁：“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

　　赵秉钧道：“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道：“朝廷以慰廷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道：“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这次会议，无结果而散。

　　18日，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有些激烈反对清室退位的满族亲贵未被通知出席。奕劻在会上将袁世凯告诉他的请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提出，遭到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仍无结果而散。

　　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人士，见形势日迫，集30余人，齐赴庆王府，包围奕劻，态度激烈，奕劻被迫，不得不改变他主张退位的态度。

　　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14人会议。会上，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那王那彦图、载泽等4人，强烈反对退位，当面攻击“奕劻欺罔”，要求太后嗣后不要再信他言。并请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军费，支持冯国璋再战。总管禁卫军的冯国璋，暗中虽听袁指挥，表面上也和诸亲贵采取同一的态度，表示拥护清帝。他在18日对载泽说：“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3月，能奏功。”

　　隆裕太后已听不进溥伟、善耆等人的话。

　　溥伟道：“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又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隆裕道：“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满蒙王公退席后，袁世凯的国务大臣晋见隆裕，赵秉钧正式提出由内阁商定的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将清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由袁世凯设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

　　袁世凯又致电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后2日，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袁世凯自以为得计，但他的野心却被孙中山看穿。孙中山连电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提出3个条件：（1）清廷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

　　（2）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

　　（3）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举袁为大总统。

　　孙中山电致伍廷芳，要求将所提各条交各报馆公开发表。

　　孙文在电报中称：

　　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清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政府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

　　今确定办法如下：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国民政府，言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权授事。按1、2两条即为袁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请告袁。

　　孙中山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就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他若不接受这最后解决的办法，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宗社党尚在同他作对，并且还没有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他以后用清廷退位去换取自己的总统地位，还是半公开的秘密交易，孙中山把5项条件公布后，他过去进行的秘密交易，完全被公开了，再没有暗中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只好继续称病不入朝。

　　临时政府逼袁回电，他起初不理；再逼，他答称关于皇帝退位之事，从未与贵代表交涉；再电责问，他干脆置若罔闻。

　　孙中山公开揭露袁世凯，在各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袁世凯的恶势力便公开替袁讲话，英国《太晤士报》在社论《中国的新困难》中，攻击孙中山所提的条件是“有失审慎”，说南京政党及其领袖的行为，似乎是无法辩解的。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攻击孙中山背弃了他的许诺，提出了不可实施的新建议。那袁世凯的代理人唐绍仪说孙中山正在把事情弄糟，他致电孙中山说，再提什么条件，简直是发疯。伍廷芳、温宗尧急于同袁世凯达成协议，对孙中山公布的清帝退位条件更为恼火，温宗尧说：“如果我有一只手枪，我就亲手杀死孙中山。”

　　临时政府电报局局长是唐绍仪的亲戚唐元昌，他所控制的《国民评论》，在一篇社论中竟说：“看来袁泄凯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由于孙逸仙博士发出了一纸最后通牒，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费气力了。这一通牒正当就要宣布退位的时刻送达北京，人们只能把它视为一件非常拙劣的恫吓，再无其他看法。”

　　那些满蒙王公亲贵，尤其是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在孙中山公布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后，更加紧了反袁活动。他们准备袁世凯一辞职，便照准，由毓朗、载泽等出面组阁，以铁良任清军司令，作最后的斗争。

　　铁良已回到北京，他和良弼等人策划反袁，在北京城组织1．7万名满族士兵。北京恐怖行动正在蔓延，很多人设法购买武器，价格只有45法郎的勃朗宁左轮手枪，竟卖到100两银子1支。

　　袁世凯十分惊慌，他的便衣队卫士已达350人之多，每人配带着勃朗宁左轮手枪。他虽然采取了一切防卫措施，还是担心能否逃开暗杀。没有办法，他又将徐世昌找来，问计于他。

　　徐世昌道：“对付宗社党那几个死硬的家伙，依我之见，除之为上。”

　　袁世凯点头，他也想过杀掉宗社党以良弼为首的亲贵，但是，他考虑到，一则良弼任禁卫军第1协统兼禁卫军训练大臣，仍有操纵禁卫军的实权，要除掉他，不是那么容易。再则杀掉皇族，尤其是像良弼这样的皇族，很可能会惊动整个清室，这不但使他永远洗不清“曹操”之恶名，也不利于他稳妥地从清室手里接过权力。

　　徐世昌见袁世凯沉默不语，便不露声色地道：“老弟，你不便下手，可用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一计。”

　　袁世凯禁不住敞怀大笑起来。

　　他要儿子袁克定把刚刚来到北京的汪精卫叫来。汪精卫自从随唐绍仪到上海议和，至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的职务，是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但是，他在暗中，却又是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参赞。他平常下榻于伍廷芳在上海的住宅“观渡庐”，但又常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议和动态。尤为甚者，他竟攻击孙中山道：“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汪精卫还和一部分人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即：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以此用来促使孙中山放弃政权。

　　南北议和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后，汪精卫见呆在上海无事可做，便独自一人跑到北方。由于他暗中投靠袁世凯，倒孙举袁；又以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身份，阻挠、破坏北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同盟会京津分会内，没有人理睬他。

　　袁世凯以干爷的口气对汪精卫道：“从前我曾听说过，孙文先生是个高风亮节之人，为国为民奔走十几年，如今初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如果为了当总统，就以兵戎相见，同室操戈，大举北进，那也未免有损于孙文先生的声誉。”

　　汪精卫道：“我们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清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不惜使用任何革命手段！”

　　“好！百川归大海嘛，我们的目标乃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快结束满清专制。不过，为国为民着想，还是不动干戈为上策。”

　　“清廷这些年来，已把国家糟蹋成千疮百孔，国贫民穷，若再进行一场内战，怕只有招致亡国了。”

　　袁世凯故作姿态地叹了口气道：“清帝退位的事，目下已成僵局，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族亲贵，在死撑着，其台柱人物就是良弼了，他有禁卫军做实力后盾。据说他们还要另组皇族内阁，以取代我这责任内阁，随后良弼便要亲率大军征伐南方。照此下去，内战不休，兵连祸结，国将不国。”

　　汪精卫见袁世凯一副悲天忧国的样子，沉思了一会，问道：“干爷，对于时局，您难道左右不了吗？”

　　袁世凯摇摇头道：“你要议和，可南方不买帐，清廷又不接受。开战吗？我又不忍生灵涂炭，国家破碎。目下之清廷，虽可比作一座古老残破的大房子，不过，要推倒它，即使千百人一起使劲，也还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话又说回来，若抽掉其中一根顶梁柱，它便会自己倾倒下来。”

　　汪精卫明白了袁世凯要他刺杀良弼的意图，他自己再也不敢搞暗杀活动，但他马上想起在天津的同盟会京津分会的同志正在准备暗杀良弼等人，便答道：“除掉良弼，我当尽力而为。”

　　袁世凯喜出望外：“好！那就看你的了。”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汪精卫：“先拿两万元花去，日后缺钱，跟你兄弟克定说一声就行了。”

　　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部长彭家珍和黄复生等，因党人在滦州起义，被袁世凯派王怀庆带兵镇压，捕杀了大批革命党人，他们义愤填膺，秘密决议暗杀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泽等清臣。彭家珍等在上海研制成一百余枚小炸弹，运回天津。汪精卫闻知此暗杀名单中袁世凯当首，便多方劝阻，不仅无人听从，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只好溜走。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1903年，15岁，入成都武备学堂炮科，毕业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常与革命党交游，立志革命。归国后充四川新军哨长，后升为队官。1909年5月调往云南，任新军随营学堂教练官兼教习，不久调赴东北，任奉天学兵营讲师、代理管带，后改任奉天讲武堂讲师，又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首义后，与吴禄贞、张绍曾等谋联络北方各镇响应，并扣留清廷购自欧洲的大批军火。旋策动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京津同盟会成立，他即入盟，被选为军事部长。

　　彭家珍下了死心要除良弼，他认为良弼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不堪设想。1月16日，革命党人投弹袭击袁世凯未中，党人被捕，彭家珍闻讯，悲不自胜，心焦欲焚，决心以刺杀良弼为己任。他独自潜入北京，从一位四川同乡家中找来良弼的像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特征，但因良弼出入均有卫兵护卫，几次想直接行刺，均无机会。

　　他想起他在奉天讲武堂时，听说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交往甚密，正好他还保存了几张崇恭的名片，便决定冒充崇恭闯入良弼私宅，进行刺杀。

　　彭家珍探知清廷将于腊月初八（1月26日）假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于是他决定在腊月初八宴行刺。

　　1月25日那天，彭家珍在中西旅馆写了绝命书：

　　“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他将银票百元和衣物用具交给仆人伍焕章带回天津。

　　1月26日傍晚，彭家珍更换服装，手提小包内藏2枚炸弹，乘马车进入前门，先到军咨府，没见到良弼，便转往红罗厂良弼私宅。

　　彭家珍叫马车夫将马车调转车头在大门前等候，他便直进大门门房前，彬彬有礼地道：“请问，此处可是良弼总领的官邸吗？”

　　门房盯着这位陌生人，见他身着军官制服，威武英俊，便恭敬地答道：“总领赴摄王府，尚未回府。请问老爷尊姓大名？”

　　“敝人姓崇名恭，奉天讲武堂监督。今日专程来谒见挚友。”彭家珍说话间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崇恭的精制名片。

　　“啊，失迎，失迎！请进里屋坐！”

　　“不必客气。我和良弼总领乃是多年好友，只是这几年忙于公务，久疏贵府。现在既然总领未归，我不妨先到附近办件小事，呆会再来。”

　　彭家珍却是十分精明，他想良弼是十分熟悉崇恭的，自己乃是假崇恭，如果在府内等候，待良弼进门，先行禀报，难免事未遂而败露，使托故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