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读书笔记

　　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国外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的著作之一，虽然在中国绝版已久，仍受到许多读者的特别青睐。据说此书第三卷已经翻译成中文，但出版还遥遥无期，前两卷在翻译时也被删节不少，但对于中国读者的参考价值仍然是巨大的。我谨根据我所读过的第一、第二卷中译本，谈谈对此书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特出之处，第一在于它不直接研究文化大革命本身，而是通过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次政治事件（第一次跃进、整风、反右、总路线、大跃进、纠“左”、反右倾等），发掘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指出文化大革命和此前政治斗争的联系；第二在于它将“克里姆林学”运用在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上，有不少新颖成功之处。克里姆林学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在西方也是有争议的，因此麦克法夸尔在第一卷末尾专门撰文辩护，这个辩护并不十分有利，可见麦克法夸尔本人对于将克里姆林学用于中国文革研究，也不是特别坚定、特别有底。

　　“克里姆林学”的精髓是什么？我读西方研究苏联方面的书不多，仅就《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本身而言，我认为克里姆林学的精髓是深度挖掘史料，研究史料字面背后的意义（正所谓“从字缝中看出字来”），重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互相联系，构筑一个庞大的上层历史人物关系网（也可以称为“宫廷政治角力网”）用这张网来解释历史。总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文本分析，抠出种种不为人知的关系、不为人重视的矛盾，再将这些关系和矛盾小心翼翼地编织成矛盾网络，用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沉浮、历史事件的变动，这就是克里姆林学的实质。

　　克里姆林学并不一定需要“稀见”史料，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史料，只要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就可以用来做文本分析。但关键在于官方公布的史料往往因为许多顾虑而有所删改，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删改，如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官方注明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却是两次讲话的综合；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据说有好几个版本，难以判断《人民日报》刊登的版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许多国内学者一味相信官方史料，以为官方公布的讲话、决议、文件等等都是原始版本，可以代表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这样就容易把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观点混淆起来，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避免官方史料对原始资料的篡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多采用文革时期的非正式出版物如《毛泽东思想万岁！》（按照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此书有三个不同版本）、各种红卫兵战报等刊登的毛泽东著作、中央领导讲话，认为这些资料是比较可信的（其中也有不少官方从未公布的稀见史料）。但麦克法夸尔同时也指出，红卫兵经常肆无忌惮地篡改批斗对象的言论，以便给其加上“反对毛主席”的罪状，连刘少奇做的“八大”政治报告都被篡改，更遑论其他。

　　所以说，克里姆林学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还是史料问题。没有真正可靠的史料，难以判断历史上的真实形势，也不可能证实判断是否正确。许多国外的文革学家，只好从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历史记录中寻找只言片语、蛛丝马迹。这里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克里姆林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从较少的资料中发掘出较多的内涵，理论上讲，它更适合处理目前文革史料严重缺乏的局面；但克里姆林学研究的恰恰是上层路线、宫廷斗争，因此它需要的史料恰恰是目前最缺乏、最难见到的史料，甚至这些史料是否存在都是问题。克里姆林学需要的资料太敏感，尽管它需要的并不多，但这“不多”的需要也是很难满足的。概述性的资料、地方性的资料和专业技术方面的资料，对克里姆林学的意义似乎都不大。

　　我手头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是苏共中央1957年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苏联解体后被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于世，翻译成汉语有洋洋数十万言之巨。这正是克里姆林学最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最逼真地描述了苏联上层的宫廷斗争，但中国这样的史料太少，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再版时改名《庐山会议真面目》）可以算一个。在这本著作中，李锐详细描述了庐山会议前后的历程，包括小组发言的大致情况、会议休息期间彭德怀、周小舟等人的私人联系，最关键的是详细记录了毛泽东7月23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7月31日和8月1日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此后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中间两次常委会的讲话，除了李锐的记录，可以说没有任何旁证可引。彭德怀在写“万言书”前后的思想状态，李锐描写的也非常详细，目前找不到可与之媲美的。可惜麦克法夸尔没有看到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写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前两卷时，李锐此书还没有面世），他对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角斗的描写，就显得过于简陋，比起第一卷对反右运动的描写，可以说是低一大截。薄一波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可以算是半个珍贵史料，虽然此书是官方协助写作，有许多不能尽言之处，在反省方面远远赶不上李锐，但毕竟保留了一些比较可信的记录。如薄一波承认，“反右运动”爆发前，中央的确向各级党组织发布过“暂时隐忍不要还击”的指示；大跃进中“以钢为纲”的说法，是他向毛泽东提出的等等，如果麦克法夸尔看到这些史料，他的观点可能会有很大变化，克里姆林学也不会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

　　对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第二卷，我认为第一卷写的明显比第二卷深刻、新颖，第二卷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写的都比较潦草，描述性的章节比较多，深入分析的章节减少了，克里姆林学的研究路线动摇了。第一卷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对“八大”的分析，从毛泽东致辞赢得的鼓掌次数，到刘少奇政治报告的措辞，再到各个发言人提到“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次数，都有详细的定量统计，并且和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情况联系起来。这一段可谓是典型的克里姆林学分析，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之感，但不可否认，这样的分析的确很吸引人、很有说服力。麦克法夸尔还注意资料的前后联系，对同期《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文革期间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八大”发言的篡改也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进一步挖掘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和党内多数领导干部矛盾的根源。然而在第二卷里，这种深刻详尽的分析很少见了，无论是对“大跃进”的分析还是对庐山会议的分析都没有太多新意。难道是麦克法夸尔放弃了克里姆林学的路线，或者至少是发生了动摇吗？我认为不是，因为麦克法夸尔对中苏矛盾的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秉承了第一部的一贯作风，而中苏矛盾的史料恰恰是西方比较容易见到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部没有坚持克里姆林学的路线，不是因为作者不想坚持，而是因为史料太少。“大跃进”的史料比庐山会议多，但公开的大多是经济方面、技术方面的史料，对克里姆林学意义不大，最多只能在人民公社名称的措辞上做一些文章，不痛不痒，难以触及高层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之前，召开了郑州会议、南宁会议等多次比较重要的会议，但这些会议的史料直到今天仍然比较缺乏，因此也难以分析。庐山会议本身更是讳莫如深，毛泽东的几次重要讲话从来没有官方记录，当事人记录的几个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小组发言的内容就更难一一探究了。麦克法夸尔断定，是张闻天在会议上发表支持彭德怀的三个小时演讲，促使毛泽东正式决定与彭德怀决裂，这不无道理；但李锐则以亲身经历指出，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游说，也是毛泽东决定批彭的重要原因。李锐更提到有人认为，毛泽东从庐山会议一开始，就是想抓几个“右倾典型”打倒的，从7月初会议开始时，就已经把周小舟等人当作“右派朋友”了。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怕要等待中央公布更多的史料了。然而这些史料是否存在，又成为一个大问题，许多会议、讲话中央未必有详细记录，只能依靠当事人的回忆，而当事人一旦逝世，这些史料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样，克里姆林学仍然难免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认识，还处于不太深入的阶段，今后有时间一定会反复研读，争取获得更多的认识。更希望第三部早日出版，让我们看到全貌。对于克里姆林学的研究方法，我基本赞成，并且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类似视角的历史著作。有人说，克里姆林学太重视上层路线，把历史演变完全变成了宫廷斗争，实在过于片面云云。其实当代的历史著作，往往是越全面越无味，越全面越没有自己的观点。从经济角度、地方角度、基层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史书，已经很多了，站在所谓“全面”角度的概述性著作也是汗牛充栋，相比之下，研究上层斗争的克里姆林学著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面对一段历史，我们既要有望远镜，又要有显微镜，而且要望远镜、显微镜协同使用，才能有更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