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治世经典》廉正士风［大正第六］(3)

　　赵宋建国之初，解除对官吏的法禁以笼络官僚，让他们苟且保全其位，可称是很宽大的。然而宋朝的京朝长吏因犯赃贿而败露者，要处以大辟之刑，每年议论刑罚时，没有一个获得大赦。此法颇适合当时社会情况，利于百姓，对于破除五代贪残刻剥之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到宋太宗时，把官僚犯赃处大辟刑改为流放沙门岛，官僚贪赃之风又兴起来了，到宋真宗时又将放改为刺配内地州县；天书降赦之后，此法又进一步减轻，贪赃跋扈，舞弊于寸权者，更无所顾忌，而蔡京、王甫、韩佗胄、贾似道之流，竟然能借此爬上号称凤池的宰相之位。蒙古统治的九十年间，贪残百姓者，也不仅仅是在阿合马、桑哥时最严重。明太祖起自民间，深知其危害，敌对官僚刑法严厉，士风因而大变。几代以后，仅以革职代替原来的“炎火迎猫”（炎火，取《诗经》中把害虫弃之炎火之意；迎猫，民间有迎猫神灭鼠之俗。泛指重刑）之刑，无怪乎廉政之墙破裂而无法修补啊！

　　据法律，主守官盗公物一贯以上，就该死罪；而刺史、守臣、郡邑长官对辖下人民刻剥巨万，不判处大辟死罪来抵偿，就是用商汤之责，借仲蔑之言（指仲孙蔑，春秋鲁贤臣）也已不符合了。《诗经》中说：“君子见到坏人，如果怒斥责之，则这件坏事便能很快得到制止。”在贪乱之后，不以重刑禁绝它，没有能安定天下，怀柔百姓音。

　　天地之中州，适合农桑的，都是土地肥沃，江海陆路都会所汇聚的地区。河北的滑州（河南滑县），浚州（河南浚县），山东的青州（山东益都）、济州（山东济宁），山西的平阳（山西临汾）、陕西的泾阳（陕西西安附近）、三原（陕西三原），河南的大梁（河南开封）、陈州（河南淮阳）、睢州（河南睢县）、太康（河南太康），东附于颍；江北淮州（江苏淮安）、扬州、通州（江苏南通）、泰州（江苏泰县），江南三吴滨海地区，歙州、休州（安徽休宁）的大商人都比衣冠仕宦之族来得显赫；福州、广州，是外商番船集居之处；蜀都（四川成都）的盐、锦，建昌（四川西昌）的番布，丽江（云南丽江）盛产优质毛毡，邕州（广西南宁）、容州（广西容具）、贵州稻米、畜产很多。其他能有一千户居民的县，即使很贫瘠，也都有大官贵族出于乡里。这都是因为金谷流通，贫弱得以交换有无，农夫菜农、鱼盐布褐、寒暑酒浆，均能自给自足。若有旱涝，长官即请减税赈济；若不能及时上报，或略耽误一些时间，则道路上就会饥民相望。而如果拿着一百钱，带着钱券，到豪右之家购货，则早晨叩门而晚上便有饭吃。所以说大贾富民者，是国家的司命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