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研：调节铜钱购买力的正常渠道(8)

　　宋朝既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则财政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这就要求对有几千万臣民的国家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统一的安排。宋朝实行募兵制，许多原先由百姓服役解决的事务如官工业、邮递等宋代也改由军兵承当，这就使军兵人数众多。军队的供给成了始终困扰宋朝财政的一个大问题。也由于此，宋朝财政收支数额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供给皇室、贵族、官员、军兵、吏人的正常消费，为了安排好远远超过前代的财赋收支，宋朝的理财官们绞尽了脑汁。扩大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实行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轻重散敛的取财之术，即所谓寓税于利，质言之，即国家将自身变成一个大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这就势必导致官经济的膨胀。在宋代，我们随处可见官工业、官商业、官金融业以及所谓官商分利的各种设施，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前代。

　　轻重散敛的最重要的方面是禁榷制度，禁榷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宋代其实行范围大为扩展。禁榷制度是中国的“土特产”，是同时代西方各国所没有的。禁榷收入的取得是要通过买卖形式进行的，禁榷收入则主要体现为货币收入，这对货币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２、私营工商业发展迟缓：中国自汉代以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官方的经济政策和官经济的不断膨胀，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在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各国，城市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摇篮。中国的城市与西方各国的不同，西方许多封建领主及其仆从住在农村的城堡里，而中国的皇室成员、贵族、官员多数都住在城市里。西方的许多城市是工商业者的聚集地，其中有不少城市中工商业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是生产性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但其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并不很大。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数是贵族、官员、军兵及其家眷、仆从。看《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贾府就有那样多的人，他们都是“市民”，但却不是工商业者。城市中大大小小的贾府不知有多少。宋代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除了官员，还有吏人，宋代京城省台寺监三司枢密院的吏人有数千，此外还有各仓场库务及府县的吏人，总数应以万计。京城及周围有数以十万计的驻军。吏人及军兵的家属应有相当数量。

　　有众多的城市人口就有相当的城市消费，就有相应规模的商业，表面看，宋代城市工商业也相当兴盛发达。但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在西方各国，军器往往是私人制造的，不少工商业者乘十字军东征大发横财。宋朝的军器却是官方自己制造的，甚至其原料都是通过科买的途径直接从农民那里征购来的。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明代不用铁钱，后来又以银为主币，于是采矿冶炼业就急剧滑坡。